作家不可預約 創作能否教學

　　——文壇名家關於大學是否培養作家的爭論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接受北京師范大學首屆文學創作方向碩士研究生導師聘書。本報記者 齊林泉 攝

童慶炳

李敬澤

李洱

邱華棟

張檸

　　10月11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首屆文學創作方向碩士研究生導師聘任儀式上，著名文藝理論家童慶炳，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人民文學》副總編輯邱華棟以及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部主任李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檸等，圍繞大學是否培養作家展開了精彩紛呈的爭論。

　　■本報記者 齊林泉

　　北京師范大學在文學創作人才培養方面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傳統。今年，該校國際寫作中心首次協同文學院，招收文學創作方向的學生，並首期聘請了文壇名家李敬澤、格非、李洱、邱華棟和歐陽江河擔任第一屆文學創作方向碩士研究生的作家導師。作家從筆尖走上講台，能否給創作專業的學生培養帶來新的經驗和新的方法？大學能否培養出作家？應該如何進行培養？

　　著名文藝理論家童慶炳

　　創作需要才華作家不可預約

　　創作首先是需要才華的，但是也需要知識和經驗。經驗的積累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但創作需要的知識在高校就可廣泛學習。

　　對於一個學習創作的人來講，不僅要有生活的體驗，要有一般的生活知識，同時也要有對問題深刻的理解。隻有學習知識，才能夠有比較深刻的思想。文學創作不是提煉思想，文學創作的是一個感性的世界。但是，它裡面滲透著思想，這思想是要從知識中來。

　　對於一個學習創作的人來講，學習作家的經驗很重要。從他們身上可以學到很多平時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學習不僅僅在課堂上，更重要的可能是在客廳裡、在教室裡的討論會上，或者在別的地方。經常跟這些作家的接觸，通過他們講自己的寫作經驗、創作體會、自己的故事，非常容易從他們那裡汲取經驗，壯大自己。

　　創作需要才華。如果一個學習創作的人，發現自己沒有創作才華，那就不要學，就不要搞創作。因為作家是不可預約的，與搞科學的人不太一樣，他一定要有一種新的思維，一定要有一種很奇特的想象，他要有新鮮的東西，有新的感受，而且能夠把這種感受傳達出來，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要通過那種有風格、情調和感染力的語言，把故事講述出來，這個過程本身就非常復雜。有才華的，好好去搞，顯示自己的才華。沒有才華的，不要硬搞，硬搞了，搞出來的東西都是死的，僵硬的，不能感動人。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

　　才華教不出來但技巧可以學

　　創作能不能教，或者說對創作的教育有沒有意義，直到現在還是個問題。

　　有一次在復旦大學開會，聽作家南帆講，他進了華東師范大學的頭一件事，就是中文系的教授告訴他說，本校中文系是不教作家、不出作家的。在那次會議上，陳思和教授說，不光你們學校，復旦大學也是一樣。后來南開大學、南京大學的參會者也都吐槽說，當年老師全這麼說。我在1980年到北大的時候，我的老師也開宗明義地這麼跟我說。看來，那個時代無一例外。

　　作家是不是能夠培養，創作是不是能夠教學，剛才童老師的一番話，從某種程度上講，算是回答了這個問題。首先是看有沒有才華——當然，才華這個事情沒道理可講，要是沒有才華，不用說創作不能教，物理也不能教，數學也不能教，才華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在才華的前提下，經過這麼多年文學教育的各種實踐表明，創作的教育和訓練可能還是必要的，而且，對一個作家的成長還非常重要。

　　1980年代，從莫言他們這一批作家開始，他們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都會認為在大學創作班的這一段學習，對他們還是產生了實實在在的推動作用，是他們創作生涯中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歷。

　　當然，第二是創作怎麼教、怎麼訓練問題。其實，到現在依然在探索中。記得我也曾經和嚴歌苓談過這個問題——她在美國是上過寫作專業的。我就很好奇地問美國人是怎麼上這個課的——美國很多作家都是上過這個專業的。我聽嚴歌苓跟我講他們怎麼上課之后，覺得還是有道理的。

　　現在無論是一般的文學創作專業，還是魯迅文學院，基本上都是把四面八方的人請來天天講，也許有好處，至少沒壞處。如何具體從創作規律出發，對一個作家的思維方式、創作方法進行訓練和引導，這是可以做的。才華是教不出來的，但技巧是可以學的，也可以教、可以訓練和磨煉的，在這方面，類似於美國那種寫作課程值得我們借鑒。

　　從作家協會來講，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也是對文學創作的教育，我們也特別希望北京師范大學通過文學創作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教育，能夠在1980年代童慶炳老師他們開創的創作研究生班豐富經驗基礎上，開創出一個比較系統、具體和完善的創作教育體系。這對於以后全國的文學教育都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部主任李洱

　　最重要的是師生之間的討論

　　1980年代，我在上大學的時候，也確實聽到過華東師范大學不培養作家這個說法。很奇怪的是，當時的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在致新生歡迎詞的時候，講的例子全部是他跟作家的交往。這是比較矛盾的。他講自己是老舍先生的學生以及跟老舍的交往，后來又講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培養出的一些作家。后來在歷次活動中，他們總是請一些作家去參加。他們系最有名的教授之一，是寫《梅雨之夕》的施蟄存先生，學生們把他看得很高，因為他講起課來確實跟別的先生不一樣。這就在無形當中使得學生對文學創作保持了一種濃厚興趣。這個學校的中文系后來還是出了不少作家，比如格非等。

　　我覺得作家在大學的作用，還是跟學生的思想交流，以及就這些作家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跟老師交流的例子，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格非在學校有一間單獨的寢室324房間—— 一個著名的房間。在那個房間裡面，很多作家經常出現。當時我跟格非交往比較多，作家張檸后來也參加了每晚的懇談會。余華、蘇童也經常去。當時我還是學生，經常聽他們談小說。這個談論真是涉及寫作各個方面的所有細節。當時我看到他們的手稿，包括作家馬原一些小說的手稿，余華的《活著》的手稿。當你有幸看到從一個正在修改的手稿到發表成為作品，直至成為文學史上名篇這個過程的時候，你對寫作的神秘感就會消失，你會用一種專業的眼光去看這個問題，也會對自己提出專業性的要求。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余華拿著《活著》手稿給人看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這部作品太差了。余華怎麼可能寫出如此傳統的作品呢？我當時發言，說跟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比起來，還有距離。當時，所有人不知道怎麼看作品。再如蘇童的《妻妾成群》，怎麼判斷這部作品，編輯也好，批評家也好，作者也好，同行之間的評價，都千差萬別。馬原說《妻妾成群》反映了這代作家的寫實功力，表明他們也可以寫傳統小說，這部小說要成大名的，因為它寫出了所有男人的夢想。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頌蓮，為什麼要跳井，有沒有隱喻，當時都有很多爭論。這些爭論的過程沒有人去講，大家也不好意思講。我相信這種爭論，無論是對余華本人，還是對蘇童本人，包括對馬原，我覺得對他們的寫作都是有益的。馬原后來宣稱小說死了，但還是堅持不斷寫長篇小說，這跟當時的文學氣氛、文學教育和埋在心中的文學種子是有關系的。

　　《人民文學》副總編輯邱華棟

　　打開自己思維把寫作當長跑

　　北京師范大學把文學創作作為新的教學方向引進來，是領風氣之先。美國辦了多年的創意寫作教育，就很有成效。

　　這個方向首批10名同學有一個優勢，不光是外面找來的幾位導師中有評論家，有作家，有詩人，就是本校的，也有詩歌評論家、文學批評家，還有研究科幻小說的吳岩，進行影視創作的梁振華。文學創作是非常開闊的，不要局限於我們這些做導師的已經形成的寫作經驗，學生要脫離我們的經驗，了解現在這個世界上跟文學創作有關的還有什麼。寫作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最好是寫出文學史上沒有的東西。學生可以打開自己的思維。

　　寫作是自己的事。從文學史上觀察，40歲到60歲之間是一個作家一輩子中寫出代表作的時間，80%都是這個階段。寫作是一次長跑，但是，20多歲就應該顯露才華了。我像你們這麼大的時候，起碼已經寫了三個長篇小說，一堆中短篇小說，但不成功，可我每天可以寫幾十首詩。是的，起碼我在寫，我在訓練。盡管有老師跟學生交流，但最終還是要靠學生自己慢慢寫，尋找自己的方向。

　　還有一點，我覺得現在的作家和學者也可以融為一體。如李敬澤當年就寫過一個短篇小說集。前段時間，有一個意大利漢學家還把它翻譯成了意大利文。當代的西方大家，好多既是哲學家，又是小說家。這些都不沖突。學生最終要做到左右手都能寫，一邊可搞創作，一邊可搞研究。時代已經變化了，新一代作家要變成通才、全才，當然，在某個方向上可能要突出一點。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教授張檸

　　一百個作家就是一百個世界

　　文學創作是一生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自由心性發揮出來。在創作課教學過程中，我發現現在上課用的愛荷華大學和波士頓大學寫作培訓中心的方法不適合我們的學員。他們跟美國寫作中心的學員不一樣，心態不一樣。我們這些學員自由的心性被從中學、高中到大學的應試教育給鎖住了，如果我們把目標設定為教他們技術，就會發現越這樣教，他們的小說就寫得越死。所以我們要打開他們被禁錮的的心靈，因為自由的心靈是一個作家最基本的起點。借鑒國外的一些方法是可以的，但要中國化，把上天賦予中國孩子的自由想象和寫作才華召喚回來。也希望學習創作的學生明白，對於自己的創作，你們也不要老是說這個老師這樣講，那個老師那樣講，這個沒關系，因為每個老師都有一種說法，最后要歸結到你自己這兒來。作為一個作家成長必須經歷的，這些都是你的東西，而不是任何一個老師的。一個作家就是一個世界，一百個作家就是一百個世界，任何人都不可替代。

(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