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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導讀]在制度化生存背景和應試教育機制下，他們整天在學校、家庭與補習班三點一線之間機械往返，本該立體而豐富的生活被活生生地壓平了。在分數邏輯下，作文教學被“功利化”了。
“當你不知道該寫什麼的時候，隻管寫就對了。這看起來沒有道理，但我就經常這樣，寫著寫著主題就出來了。因為這是語言的法則，文字會覺得寂寞，所以它們悄悄叫你把其他的文字放在它們旁邊。”不久前，美國童書作家山姆史沃普在北京市朝陽師范附小給五六年級的學生上了一堂生動的寫作課。他給出諸如“新娘”、“圓白菜”這些毫不相關的詞，讓孩子們自由寫作。
這位童書作家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名為《我是一支愛寫作的鉛筆》的著作。在山姆的鼓勵下，孩子們的想象力開始“天馬行空”，山姆讓他們把自己寫的故事排成了情景短劇表演出來，很多平時“無話可說”的孩子也變得躍躍欲試。
寫作一直以來被看做是語文能力的綜合體現，但是近些年學生們的作文狀況卻很不樂觀，曾有人戲謔中國學生的作文：“隻要寫眼睛，沒有不水靈的﹔隻要寫童年，沒有不難忘的﹔隻要寫助人為樂，沒有不扶老奶奶過馬路的。”
我們的寫作教育出了什麼問題？是什麼妨礙了孩子們用稚嫩的小手天馬行空地抒寫頭腦中的光怪陸離？
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們走訪了多方人士，希望找到一條讓“鉛筆”愛上寫作的出路。
寫作不來自生活
而變成了一種技能
“時間已過半個鐘頭，習作剛剛開個小頭，臉上緊皺個眉頭，嘴裡咬個鋼筆頭。”這首打油詩可謂是許多孩子寫作文時的真實寫照。平時像個小話嘮一樣的孩子，寫起作文來卻半天憋不出一個字來。
“現在的作文教學離孩子們的實際生活很遠，習作內容被圈在了固定的范圍內了。”北京市密雲縣十裡堡中心小學校長、語文特級教師陳長泉說。
網上流傳著這樣一篇讓人“吐血”的小學生作文：“今天看到一個老大娘從口袋裡掉出了4張500塊錢，我馬上撿起來還給老大娘。老大娘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轉身對老大娘說，我叫紅領巾，雷鋒叔叔是我的偶像。”
一些“應景”的、與孩子們的真實生活相脫離的習作題目仍然會時不時出現在作文教學中。久而久之，作文不再是一種對生活狀態的記錄，也不再是一種生命的言說，作文變成了一種技能訓練。
是技能訓練就會有章法可循。當孩子寫不出作文時，求助於老師的模板和素材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模式作文、套話作文就這樣應運而生。
“每年高考前，‘感動中國’十個人我一個都不知道，高考完了我就全知道了。”北大中文系教授、2012年北京市高考語文閱卷領導小組副組長漆永祥在4月下旬的一次21世紀教育沙龍上無奈地說，他發現每年很多考生的高考語文作文都會套4個人的故事——王昭君、莎士比亞、牛頓和蘇東坡。
“高中時，語文老師會給我們准備很多素材，還讓我們背一些優美的句子，‘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像這樣的詩詞，幾乎人人都會在作文裡來上這麼兩句。”如今已進入大學的陳凡對自己當年寫的作文很“不屑”，認為沒有情感也沒有思想，僅剩一點華麗的水袖功夫，還是從古人那裡抄來的。
作家蔣方舟回憶，初中時要求寫周記，她總是把為報紙寫的專欄文章交上去，結果，連續4年，她的周記分數一直在60多分徘徊，成了全班作文“最差”的學生。
當寫作與孩子的真實生活無關時，是否有真情實感也就不重要了。
80后創意寫作實踐者遠慕在接受採訪時說，小學二年級時老師讓他們寫一篇“看圖說話”，圖上畫著兩個紅領巾在跟一個中年大叔交談著什麼。遠慕寫的是一個中年大叔詢問哪裡能買到“紅領巾”手中漂亮鉛筆的故事。這篇作文老師給了0分，“老師的邏輯是：這明明是兩個紅領巾在給大叔指路，是個學雷鋒的故事嘛”。
分數邏輯推導出功利作文
“老師為什麼要提供素材？因為學生沒的可寫。”北京市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小學一線語文教師對記者說。
這位老師口中的“沒的可寫”，一則源於孩子觀察能力的缺失，二則源於學生閱讀的貧乏。而這種狀況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正在變得越來越糟糕——孩子們不得不把有限的時間投入無邊題海中去。
“高中3年，讀過的課外書不超過10本，小學半年的閱讀量都比這個大。觀察就更不用說了，吃飯都是來去匆匆，生怕自習會遲到。”吳青如今已是國內一所重點大學的大二學生，讀文科的她感覺高中3年自己作文幾乎沒什麼進步，高考作文也寫得很不如意。
在制度化生存背景和應試教育機制下，吳青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他們整天在學校、家庭與補習班三點一線之間機械往返，本該立體而豐富的生活被活生生地壓平了。
“孩子的大部分時間都被作業佔領了，還有補習班，周末也被佔領了。孩子根本沒有心情，也沒有時間去觀察生活、體驗生活。”那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小學語文老師無奈地說。
而應試邏輯即分數邏輯。在分數邏輯下，作文教學被“功利化”了。
陳長泉用“四個超”來形容現在的作文教學：
首先是“超規律”。寫作的基礎是有感而發，而現在的作文課更多是命題寫作。“老師按照教學大綱出題，學生來寫，學生很容易喪失寫作的沖動。”陳長泉說。
其次是“超目標”。陳長泉介紹，盡管國家一再降低課程標准，但在實際教學中仍然存在“整體超標嚴重”的問題，一些一線教師習慣性地要求學生作文必須“有開頭有結尾”、“有起因有結果”、“有經過有高潮”，他們認為非如此不足以應付考試。
第三個是“超階段”現象。小學一般從二年級開始就有習作課，這個年齡段隻要能夠完整寫出句子就可以，但是有些教師要求學生寫作成段落，甚至成篇，“孩子過早地受束縛，反而放不開自己的手腳。”陳長泉說。
還有一種現象是“超生活”。陳長泉指出，習作本來是要求孩子寫自己看到的、想到的、聽到的，但是很多學生的作文很難寫成這樣，“缺少鮮活、生動的內容”。
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學生不愛寫作文，老師也沒有多少成就感，“指導是煞費苦心，批閱是瀝血嘔心，講評是苦口婆心，最后是濤聲依舊”。陳長泉說。
讓寫作像水一樣流淌而出
巨大的應試壓力下，我們隻能無所作為嗎？事實並非如此。
在許多一線教師看來，挽救作文教育首先在於，從小開始培養孩子對作文的興趣。
“玩游戲，孩子一玩3個小時不覺得累，就是因為他有興趣。寫作也是一個興趣的問題。”北京小學特級語文教師張紅打了這樣一個比方。
而讓孩子對作文產生興趣，可以通過搭建情境平台來實現。張紅認為，老師要給學生創造各種各樣的使之感興趣的情境，讓孩子特別想表達。教學的藝術就在於此。
陳長泉則給出了更為具體的方法：“例如，我可以對我的學生說‘我的父親剛剛退休，特別想飼養一隻小動物，請你們幫助我向老父親推薦一隻好嗎？看誰推薦的小動物能夠打動我的父親！’學生就這樣進入情境了。”
孩子對作文產生興趣后，還需要自由的土壤和空氣，而這種自由需要老師、家長和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
2012年，新解放教育講壇組委會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近一半的學生認為，寫作隻能含蓄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超過兩成的學生明確表示“寫作不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
如果給學生以自由，他們會怎樣表達？遠慕告訴記者，他和他的公司曾經辦過兩個文學藝術網站，網站收錄了一些孩子的文章。“我發現，把孩子放在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不以應試為目的，沒有任何老師的要求，他們會寫得非常精彩。”
遠慕的話似乎在山姆史沃普的寫作課上得到了印証。自由寫作環節中，山姆給孩子們出了一個題目：“一天，我和爸爸媽媽一起走在上學路上……”一個六年級5班的小男孩兒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我和爸爸媽媽一起走在上學路上，突然回頭，爸爸媽媽竟然變成了兩隻蝸牛！隻見他們優哉游哉地在地上爬，我嚇壞了，連忙把他們撿起來，可他們卻沒有反應，眼看就要遲到了，我隻好把他們裝進書包，走著走著，兩隻蝸牛爬出來了，摔到了地上，殼碎了，他們才變了回來……”
雖然這並不是一個完美的故事，但無疑是一個獨特的故事。無論這些天馬行空的文字多麼不著邊際，它們都真實地來自孩子們的頭腦。
“我們鼓勵學生寫真話、寫身邊的人和事。作文要有生活。”漆永祥說。
在漆永祥的記憶中，一篇名為《暖》的高考作文曾經深深打動過他。
故事寫的是孩子和父母放假回老家，進了家門后他描寫了老家破舊的房屋、斑駁的牆壁和一直等著兒女的焦急的奶奶，看到一起到來的兒女，收到了他們同時遞上的紅包，奶奶非常開心，但是，寒暄之后，大人們開始打麻將了，孩子們拿出手機、ipad等各自玩游戲，老人依舊是孤獨一人。作文的最后一句話是“我看到大大的紅包上泛著陣陣的涼意”。
“頗有魯迅的味道。這就叫有生活，就來源於對生活的觀察。”漆永祥對此贊賞有加。
張紅從自己的教學經驗中感受到，隻有給孩子留足了社會生活的時間，孩子才有體驗，才有真情實感和表達願望。“比如在假期，我們讓孩子去調查年的風俗，他就得去查資料、觀察和走訪。這就是社會生活平台。”
文章是流淌著的水，寫作應是水到渠成的事。
曾多年擔任北京高考語文閱卷領導小組負責人的漆永祥希望一線教師鼓勵學生們敢於寫真實的生活，敢於寫真情實感。
“你一定要敢寫、要敢冒這個險。首先要相信我們，你的作文寫得好了，我沒看出來是我的責任，你不敢寫，那是你的責任，一定要敢寫。你寫四平八穩，我也給你四平八穩的分數。”
（魏苓 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