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生該不該讀經？ 清末民國時期有大爭論

　　《奏定學堂章程》書影

　　蔡元培像

　　編者按

　　伴隨著新世紀國學熱，社會各界關於讀經的各種議論也一直在進行。有時歷史仿佛可以輪回。如果把當下的這場論爭與發生在清末及民國時期關於讀經的討論放在一起，就會饒有趣味地發現，雖然時代與時局迥然不同，但今日之辯題，當年大都曾被涉及。兩種語境之間，交叉之處頗多。我們不妨通過閱讀此文，去做一次思想的穿越。

　　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師夷長技”，中西文化問題凸顯。不過，在“中體西用”論佔居思想主流的局面之下，中國的倫常名教與西方的富強之術並行不悖，士人傳統的讀經活動基本未受影響。隨著洋務運動由興而衰，時人逐漸認識到西學有用有體，遂開始主張改革科舉。因主張者著眼於“致用”，故統治者也支持並推進﹔但有人進而鼓吹民權、議院，試圖推動政體變革，並隨之有病經、廢經之議，這就為統治者所不容。張之洞於維新變法前夕拋出《勸學篇》，在倡導致用的同時，強調的是“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這種是華夏民族，這教便是儒教，這國即君主專制之國。力圖維護經學意識形態地位之良苦用心顯而易見。

　　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后，清廷加快改革步伐，大力興辦新式學堂傳授西學。與此同時，為了應對愈演愈烈的民間詬病經學之風，防止新式學堂中經學教育被弱化，1904年初頒布由張百熙、張之洞、榮慶主持制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在所附《學務綱要》中特意強調“中小學堂宜重讀經，以存聖教”，“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較之前一年張百熙主持制定的《欽定學堂章程》，新版的章程中，經學課時不但未減，反而增加了。章程規定中小學堂皆設讀經講經科，初等小學堂講授《孝經》、《四書》、《禮記》節本，每星期12小時（各科總計30小時）﹔高等小學堂講授《詩經》、《書經》、《易經》及《儀禮》之一篇，每星期12小時（各科總計36小時）﹔中學堂講授《左傳》、《周禮》，每星期9小時（各科總計36小時）。章程頒布后，一些論者針鋒相對地指出讀經非幼稚所宜。

　　此時，科舉妨礙新式人才的培養，應予廢除，已然成為社會共識。清廷遂於1905年下詔停辦。不過，停辦科舉的同時並沒有停止讀經。袁世凱、張之洞等《立停科舉以廣學校》的奏折中，認為科舉時代很多士子對經書不全讀、不盡解，而學堂首以經學根柢為重，有內容和課時的規定，“舊學非但不慮荒廢，抑且日見昌明”。而實際上，統觀當時中小學堂的科目及課時，讀經講經只是8至12門必修課之一，課時隻約佔總課時的三分之一，經學不再是獨有、獨尊的知識，加之西學思想不可避免地對經學形成沖擊，經學的意識形態功能自然弱化。更為重要的是，一支不依附於封建政治的獨立知識分子階層，正由此而逐漸形成。它的興起，勢必對社會各界關於讀經的看法產生重大影響。

　　隨著革命思想的傳播及清廷憲政的推進，廢經呼聲越來越高。1911年4、5月間在上海召開的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通過初等小學堂不設讀經講經科的議決案，並於7、8月間舉行的全國教育會議上經過激烈爭論獲得通過。這項決議雖因御史彈劾未向內閣呈遞，卻可看出廢經已成為教育界的主流意見。

　　二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為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月19日啟用印信的當天即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單設一條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同時頒布的《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准》，中學課程和師范課程中也沒有讀經科。對於孔子，他認為其學術與后世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在4月同記者的談話中，又指出舊學自應保全，但大學亦不設經科，相關內容分入哲學、史學、文學。可以看出蔡元培認為在共和政體下，經學已不再具有意識形態上的主導地位，但作為有價值的學術思想依然可以存在。

　　不過，此時的民間，卻是別一番風景。中國各地祀孔之風仍盛，儒家文化的主要生存空間正由經學形態向民間“草根”形態過渡。與此同時，不少人撰文稱中小學讀經一科不宜盡廢。

　　為實行帝制，1915年2月袁世凱頒布《特定教育綱要》，強調各學校應崇奉古聖賢以為師法，要求中小學均加讀經科，大學獨立單設經學院。經學之意識形態功能，又一次被彰顯。這自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

　　五四新文化運動將經學無用化，其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價值與傳統學術價值，也被從根本上加以否定，而隻堪作為文獻資料的“國故”。其后雖有梁啟超《歐游心影錄》（1920年）、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等書認為東方文化有諸多優點，一度引發東西文化優劣討論，但影響不大。新文化運動的結果是1920年教育部規定小學國文科改為國語，改文言為白話。這意味著在小學教材中不允許出現經學內容。1923年更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國語教育。不過這一規定在很多地方受到抵制。

　　二梁之后，又有章士釗主張文化調和論，反對與舊傳統割裂的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1925年任段祺瑞臨時執政府教育總長后，決定自初小四年級起讀經，每周一小時，不過因其旋即去職，未及施行，倒是引起了一個讀經爭論的小高潮。1925年山東省省長熊炳琦、1926年江蘇省都督孫傳芳令省內學校添加讀經。縱觀經學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其命運猶如一位過了氣兒的演員，上台表演的機會越來越少，呆在台下的時間越來越長﹔好不容易被推上台去，卻很快又被觀眾轟下台來。

　　三

　　北伐勝利后，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全國，經濟得到較快發展。同時內憂外患加重，文化建設問題於是凸顯，讀經爭論再起。教育部於1930年頒布中小學課程暫行標准，繼承了不設讀經科、小學用白話的規定。1931年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來中國考察，寫成《中國教育之改進》，認為中國教育應建筑在固有文化基礎之上，於次年國內翻譯出版后引起熱議。三十年代初主政廣東的陳濟棠、湖南省主席何鍵分別在省內推行讀經，聲勢頗大。1934年國民政府明令祀孔，蔣介石也倡導以禮義廉恥為核心的新生活運動。教育部於1934年4月通令禁止強迫小學生學習文言文及讀經，由此引發關於讀經問題的新一輪討論。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設》第1卷第4期發表《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引發了本位文化論與全盤西化論全國性的大爭論，讀經與廢經成為論辯雙方的著眼點。爭論的主要問題有：經之於現代中國文化是神聖性的、根基性的還是普通性的﹔讀經是否實為軍閥及國民黨的統治策略﹔讀經是否有助於提振民心、挽救國難﹔讀經是否可提升民眾道德水平、維持國家長治久安﹔以經為主體的古文是否還該學。

　　這些爭論直接影響到對中小學讀經的看法。絕大多數論者不反對大學相關系科將經學作為文獻資料加以研究，但對中小學讀經很多論者持謹慎態度。相關討論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關於該不該讀。總體上肯定經在現代仍有價值的論者之中，對中小學是否讀經有三種看法：第一種不主張讀，理由主要有：不易理解﹔國文、歷史、公民等教材中已有相關內容，不必另讀﹔觀念、時間上妨礙理工科學習。第二種認為應從初中或高中讀起，小學不應讀，主要是無法理解，不會取舍。第三種認為應從小學讀起，理由主要有五：一是一些經典的意思較易理解﹔二是小學應以培養道德心性為主﹔三是讀經所需時間有限，無礙算學（很多論者主張每周讀一二小時）﹔四是小學生心地澄明，應以正確思想佔據其頭腦﹔五是小學生記憶力強，不管理解與否，應先大量背誦，待以后再逐漸理解運用。以上不同意見的核心是對經的現代價值、難易程度和中小學生理解力的不同認識。

　　關於讀的內容。不少支持中小學生讀經者對於所讀內容提出了具體建議，最基本的是“四書”，因為其較易理解，重在倫理修身，合乎讀經初衷﹔其次是加入《孝經》﹔再次是加入《禮記》部分篇章，都是圍繞基本的倫理道德及其原理展開的﹔再次是《詩經》、《左傳》，為其有文學價值﹔再次是《尚書》、《周易》。還有論者進一步對選編方式提出了建議，要之如下：（1）節選，要符合現代精神及生活所需，一般以倫理道德類為先﹔（2）作必要的改良，不能固守古人思想﹔（3）分類編纂，以更見出其系統﹔（4）不局限於“十三經”，應雜取史、子甚至集部類書﹔（5）附一些古人注釋、相關歷史事跡，以引起興趣、幫助理解。

　　關於讀的方法。在學習方法上，論者大都強調兩點：一是注重理解而非如以前那樣死讀，要求教師運用各種適合兒童接受能力的方法促進學生理解﹔二是要切己體察，學以致用，力踐躬行。這是對儒學原始精神的回歸，也表明讀經主要由知識傳授向人格塑造、由存聖教向助修養過渡。

　　關於課程設置。有些論者主張設專門時間讀經，每周一二學時。不少論者則不主張中小學特別是小學專門讀經，給出了一些替代方案，如：將讀經改為經訓或倫理或修身，或直接將學生可懂可用的相關內容並入國文、公民及歷史教材中﹔改編成語體文，用淺白文字表達倫理之旨，或用具體事例闡述經義﹔選擇適合兒童心理之部分，改編作故事或戲劇，教其閱讀和表演。這些看法很有創見，出發點大概有三：一是經書的精義有限，不用專門去讀﹔二是可以充分理解，避免死讀﹔三是避免給反對者以口實。

　　以上論點較之舊時代全學、照學的方式已有根本不同，考慮到了經的價值及現代適用性，又考慮到了學生的接受特點，兼顧了社會本位與兒童本位。對中小學生讀經而言，讀什麼和怎麼讀的問題，直接關系到讀經的合理性及成敗。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