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淘汰制？【5】

　　人才培养机制需要哪些反思？

　　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口变宽，教学过程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要建立弹性学制，并尝试建立多个出口。出口标准的多样并非意味着放松要求，反而是要提高某些出口的标准

　　为什么淘汰学生会成为新闻？学校为何会面临巨大压力？阎凤桥说，审慎对待高等教育淘汰制改革及其效果，可以推动我们对当下的高等教育进行一些系统性的反思。

　　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高校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角度出发，设立学生淘汰制度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大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艰苦付出，在经历过残酷的高考之后，若被大学退学，便会遭受严重的打击。无法从高校毕业有可能严重影响其一生的发展，甚至影响其整个家庭。但对高校来说，虽然对学生有同情之心，但若不严格要求，又很难保证人才输出质量。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最主要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足够尊重学生个体发展的高等教育机制。

　　首先是学分转移的机制。阎凤桥说，在国外，学分类似于货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在不同高校中通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了这种类似货币兑换的学分流通机制，若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到另一所高校读书，在前一所高校所修的学分可以转到另一所高校。而据记者了解，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虽然一些高校已经建立起联盟，实行一定的学分互认，但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范围较小。

　　其次是被退学后的重新进入机制。熊丙奇表示，在美国高校，一名大学本科生读到大三时，被学校要求退学（或者他不满意学校的办学质量，自动退学），他可以拿着前三年的大学成绩，申请进入另一所大学的三年级继续读书。可是，在中国高校，如果一名本科生读到大三被退学，是无法转到另一所高校就读的，其重回高校的渠道只有回到高中复读，重新参加高考。

　　对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即“应予退学”是不得转学的情形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有学生达到一所学校的淘汰标准，只有没被学校做退学处理时，才有转学的可能。即便是这样，转学的手续也十分烦琐。《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学生转学，经两校同意，由转出学校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认转学理由正当，可以办理转学手续；跨省转学者由转出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转学条件确认后办理转学手续。据记者了解，真正能够通过此程序转学的学生并不多见。

　　刘志业表示，既然目前淘汰学生的依据是学分，那么如何更加科学地评价与考核学生的学业表现也值得探讨。比如，在国外，高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课程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比如对学生的出勤、小组讨论、平时作业等情况的考核，都会在最终的学科成绩中占一定比例。这也应该是我国高校评价学生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探索多元的评价机制。

　　还有学者表示，应该注重教学与考核内容的科学性。无论是社会的需求、创新能力的培养，还是思维与素质的提高，都应该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及考试、考查中得以体现，使得分数能够真正体现出质量内涵。也就是说，能够使淘汰制所依据的分数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画上等号，让高分就代表高质量，这样，淘汰制的质量保障意义才能够真正得以体现。

　　熊丙奇说，我国大学还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必修课程所占比重太高、选修课程比重太低，为此，学生难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应该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与我国高校不同，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只占很小的比重，选修课比例高达60%。

　　“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口变宽，教学过程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要建立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学制，并尝试建立多个出口。出口标准的多样并非意味着放松管理和要求，反而意味着在某些出口方面可以提高标准。换句话说，只有允许建立多个出口标准，才有可能提高某些出口的标准要求。”阎凤桥说。

　　“我们曾经对部分大学生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对象中有60%的学生不喜欢所学专业、不喜欢所上的学校，这让部分学生很难适应大学生活。”储昭晖说，“应该改变计划招生的模式，减少行政的干预，给高校和学生更大的自主权，让彼此都获得更多的了解，以减少遗憾。”

　　“从世界范围来看，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是国家民主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结果。但值得警惕的是，在传统的精英结构下，扩张高等教育规模会带来功能性失调。而美国、日本、法国在大众化过程中建立了多元化的分层制度，一些大众化的学校在新增生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保证了一部分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阎凤桥说，如何进一步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引导高校明确定位，建立不同高等教育子系统之间的沟通渠道，为学生提供多种发展可能性和路径，让学生在个人发展生涯中，有多次努力成功的机会，也是高校建立淘汰机制留给我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更深入、广泛的思考。 (■记者 俞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