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問題學生”，該不該隱伏暴力育人觀念

　　面對所謂的“問題學生”，湖南邵陽市一所中學開出了“犯錯押金”，要求犯錯的學生交1000元的押金。學校稱，這樣做是希望對學生形成一定的約束力，當學生“變好”，或者轉學、畢業離校的時候，押金都可以退回。

　　應該承認，“犯錯押金”有著良善的初衷。最理想的狀態是，“犯錯押金”將學生、家長和老師有機勾連起來，既對學生起到約束作用，也對家長起到提醒作用，有利於形成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合力，最終讓“問題學生”改過自新。

　　然而，看似合理的行為，卻陷入教學管理的兩難困境。這是因為，學生通常被視為一個同質性的整體，“好學”、“聽話”、“守紀律”是他們共同的行為准則。然而，不同的學生在家庭背景、生活經歷、興趣愛好、性格特征等方面原本就懸殊，當共性的管理規范遭遇個性的性格差異，不可避免地引發摩擦與碰撞。

　　可以說，“犯錯押金”和近兩年出現的“綠領巾”、“紅校服”如出一轍，都可算是裹挾著“標簽論”的教育偏差行為，往往會進入“初衷良好、方法僵化、結果差強人意”的怪圈，進而引發輿論圍觀和公眾質疑。透過“犯錯押金”，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公共的教育問題，即面對那些調皮、打架、不聽話的學生，老師們應該如何應對？體罰式的“耳光教育”也好，“以罰代管”也罷，都是一種價值觀錯亂導致的行為偏差，都隱伏著“暴力育人”的觀念。當老師們給那些不聽話的孩子貼上“問題學生”的標簽，並通過“犯錯押金”來管制孩子的時候，也未嘗不是一種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