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杨扬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 谢东樱摄
记者:现在“80后”、“90后”的孩子都很有个性,运动员与教练员之间有时也会发生些摩擦,您觉得面对这些新一代的孩子,如何给他们不同的教育方式?
杨扬:一代一代的运动员都有不同的个性的体现,像我们那一代,相对来说受的教育包括环境都比较封闭,在管理方式上也相对不需要多样化的管理模式。现在体育已经形成了不单单是为国争光的作用,同时跟社会的发展,跟市场经济来结合,对体育运动队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举一个比较直白的例子,比如一个运动员在出了成绩以后,肯定会有相应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那么运动队的管理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的封闭式方式,就会伤害到运动员的利益或者权益。所以要在管理方式上与时俱进,给运动员们更多的机会,去保证他的权利和利益。我相信人性化的管理,或者说与时俱进的管理会缓解很多这种矛盾的产生。
当然,体育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尤其是它具有极强的原则性,体育又是一个高度专注的事业,过多的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会影响到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除了要给运动员人性化的管理,还要加强他们的职业意识,让他们明白运动员的价值只有在赛场上,在运动场上才能体现,要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回报给关注体育的人们。
记者:运动员们几乎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他们热爱的体育事业,对于那些陆续退役的运动员,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给予他们哪些人生和职业规划的引导呢?
杨扬:2007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了很多退役运动员的相关政策。国际奥委会在2002年举办了世界第一届运动员大会,我当时有幸作为国际华联的运动员代表参加了那次大会,当时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运动员退役转型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并不是一个国家政策的问题所造成的。体育是一个特殊行业,一个运动员的黄金年龄都投身在了赛场上,在他退役的时候基本是三十岁左右,这个年龄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正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始为梦想出发的年龄。而运动员与普通人的正常的成长经历正好相反,所以这个群体的转型,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现实的条件上,都有很大的困难。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从国际奥委会这个层面,还是从中国奥委会这个层面,都开始做了一些调整。2007年,我们有了中国运动员保障计划,也开始逐步从政策层面以及到培训等层面做了很多工作。当然,这些年我们也从一些媒体披露中看到有些运动员转型之后遇到的窘迫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但是我们也要理性的分析这个问题他的根源在哪里。
记者:很多人诟病举国办体育的现状,但同时有些体育项目也面临着后继乏人困境,对此你怎么看?
杨扬:我个人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像我们那一代的运动员很多都来自普通家庭,甚至是很贫穷的家庭,如果没有举国体制我可能没有机会走向冰场,最后走到世界,举国体制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兴国体制已经出现了弊端。比如,在业余层面的运动员招生生源匮乏,现在一家一个孩子,体育是高风险职业,家长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他不会让孩子选择体育,但这样会遏制孩子的兴趣和天赋。如何通过体教结合的方式让孩子的兴趣和天赋发挥出来,我相信这也是相关部门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此前,我也提过要保证运动员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建议,这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权益,把运动员纳入到学校氛围里面,一个运动队不单单能给学校带来好的运动成绩,同时能给学校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和文化的建设,所以体育和教育的结合是一个必然方向。我希望相关部委能重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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