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教研究专家陈云英认为——

　　“医学的终点就是 特殊教育的起点”

　　“特殊教育是科学上高精尖的事，孩子由不讲话变讲话，由不开心变开心，由没韵律变有韵律，一个星期就能看出来有没有效果。”在北京入春后一个温暖的中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与特殊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云英在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一次采访，似乎也是对她近30年特殊教育研究生涯的一次回望。从低水平起步，到高规格发展，陈云英在亲身经历特殊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认真审视着现阶段特殊教育面临的新问题。

　　“医学的终点就是特殊教育的起点，医学解决不了，更凸显出教育的重要性。” 陈云英说，“一个残疾孩子随班就读，我可以用25种方法来教，如果老师连一种方法都讲不出来，怎么会有效果？特殊教育是一个不能开玩笑的行业。”

　　有研究者指出，目前我国特教事业仍然存在着专业储备不足、社会支持不够、教师人才短缺的难题。特别是特教教师，面对特殊的教育对象和服务人群，往往面临着较大的职业压力和社会压力，“焦虑”是很多特教教师常见的心理状态。

　　调查显示，61.3%的特殊教育教师体验到中等程度以上的压力，其中5.6%教师体验的压力达重度以上，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学生管理。而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倦怠有一定影响，社会支持越高、应对方式越积极的教师，其职业倦怠感越低。

　　在陈云英看来，特教教师有职业倦怠感很正常，但“这些焦虑不是残疾孩子带来的，而是因为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认同不够，或对自己的服务对象没有足够的奉献或尊重的心境”。她强调，特教教师一定是有职业道德的一群人，他们在教育特殊儿童时，不仅要有足够的专业素养，而且要以健康愉悦的心理，真正对这些孩子付出自己的爱。

　　但她同时认为，也要承认教育的局限性，如果一个特教老师确实尽了职业道德，用了专业知识，认认真真地教，但效果就是不明显，“那我们也要承认老师尽力了，要给老师一些理解和支持”。

　　“一些孤独症儿童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学不到东西，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没有离开升学、就业的套路。”陈云英认为，促进特殊儿童发展，要警惕教育是升学工具的理论，对特殊儿童，“只要能发展就是好的，而不是说成绩一定要有多好”。

　　研究显示，约70%的孤独症孩子是有特殊天分的，但如果长期不跟人接触、不学习，就会智力落后。而教育是促进人发展的行业，特殊教育有没有效果，就要看是否促进了特殊儿童的发展。对以孤独症为代表的特殊儿童，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或许应该是他们成长的终极目标。

　　“如果孩子在离开学校后回归家庭，而不是更好地融入社会，那我们学校这十几年的教育就是无效的。”陈云英认为，特殊儿童作为一个个体，与所有正常人享有同样的生存权、发展权。

　　“庇护工厂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家长想将孩子送进庇护工厂，将孩子隔离保护，这其实是孩子的悲哀，说明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孩子，他本来是可以进入社会的。”陈云英谈到在她的调研中，发现也有不少企业愿意接收特殊群体就业，因为他们工作循规蹈矩，不会迟到早退，可以做简单的加工零配件等工作，“70%至80%的孤独症孩子都应进入社会”。

　　“如果他们可以进入社会，那就说明他们是健康的，他们不是另一类人。”在陈云英看来，“特殊教育是检验文明的窗口，如果我们对这样的儿童很善良，那我们所有家庭的孩子出门就会获得更多的安全感”。

　　但作为一个研究者，陈云英对特教群体受歧视的现象并不陌生，“我们的社会应该是越现代就越文明越公正，但我所从事的特殊教育研究，无论是儿童、还是他们的父母、教师、家庭都容易被社会边缘化，不能被社会所完全接纳”。在她的调研中，仍可以看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群对特殊教育儿童、家长、家庭，以及特教教师的歧视或排斥。陈云英呼吁：“我们社会应给这个群体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

　　“我研究了一辈子特教，今年已经63岁了，我们的特教走了很远的路，有些工作还不到位，或者我们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落实。”在陈云英看来，特教是精准的教学，离不开专业素养，同时还需要长期的实践。

　　陈云英认为，政府应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残疾人的一生在不同时候需要不同的保障，特殊教育更需要整个民政体系的支持。”陈云英建议，从特殊儿童出生起，就予以建档，每年探访一次，对残疾人读书、就业、成家、生子等一生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民政、教育、人社、卫生等部门应合力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记者 董鲁皖龙）

　　采访手记

　　请用爱和宽容陪他们走出自己的世界

　　去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采访的想法，始于去年教师节。当时是奔着采访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通州区培智学校教导主任李银环的事迹去的，却在短短的半小时采访时间里接触到了一个自己全然不曾触碰的世界。

　　28年浸润在特殊教育领域，李银环说身边教师的一个个故事，都像是说自己的故事，故事里有泪、有笑，更有梦想。于是，走进李银环梦开始的地方，走近这些一天天陪伴孤独症儿童慢慢成长的教师们，走近孤独症儿童的天空，成为挥之不去的念头。

　　奈何中间被各种工作割裂的节奏中，无心顾及这份约定。待到可以平心静气深入其中时，抬眼一看，距离4月2日——世界孤独症日，已不远。机缘巧合！

　　意料之外，采访中，我们接触到的每位教师，都如李银环般阳光、明媚。无论是从教11年、年轻的“老教师”李静的温婉，85后体育教师杨阳的憨直，还是最年轻的孤独症实验班班主任聂宁的青春飞扬，都让人过目不忘。

　　但话匣子一打开，我们才意识到，每一个孤独症儿童的教师的职业经历，都不可能是一段平淡无奇的历史，正如每一个孤独症儿童的成长历程都是一个甚至几个家庭的辛酸史。

　　在他们的描述中，面对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孤独症儿童，他们试图用一天天、一年年的时间，从细小到宽广，一点点打开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从不用普通学生的标准来衡量孤独症儿童，因为他们知道，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即使只是一个眼神的反应、只言片语的反馈，都是最珍贵的。因为只有走进他们的世界，才能陪着他们走出自己的世界，走向更广阔的时空。

　　对家长孔雪梅的采访，让我们有机会开启看待问题的另一个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孔雪梅是个“非典型”家长。一方面，她是一个10岁孤独症患儿的母亲，同样经历了辞职、陪读的过程。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乐于学习的家长，由己及人，做起了助教和志愿者。从一个介乎家长和助教之间的角度出发，孔雪梅认为孤独症儿童需要更大的社会宽容度陪他们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

　　然而，现实中的世界并非理想中那么善意，过分的注目、白眼甚至辱骂，都让这群孩子在快节奏的世界里，艰难地寻找着自我生长的节奏。

　　剥洋葱一般，采访越深入，越动容，也夹杂着几分无奈。

　　在孤独症这个主题下，这似乎是一次主人公缺席的采访，因为我们实在不忍硬生生地闯入孤独症儿童的世界，惊扰他们本已小心翼翼的节奏，只是透过康复教室的玻璃小窗，远远地望见一个异常美丽的女孩在老师的指导下做着并不规范的动作。女孩七八岁的光景，神情淡然，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在放空思想，空洞的眼神和周遭的一切就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交集。

　　结束采访前，李银环带我们在校园各处走了走。路过学校半工半读的职业康复站时，几名智障毕业生正在里面细心地赶制红领巾。见到我们，23岁的女孩文文先是热情地打着招呼，旋即跑到跟前高兴地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第一次得到这样的拥抱，触碰到他们纯真的眼神和柔软的指尖，内心无比温暖。

　　采访中，李银环说，特教教师从来不会桃李满天下，但陪伴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以及从学生家长那里收获的喜悦，却是任何普教教师无法比拟的。其实，这何尝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对一个特殊群体长久的陪伴呢？（本报记者 柴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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