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大量贫困人口视粮食为生命。全国数亿农民和农民工,也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至于城镇里中低收入者,包括众多的普通工薪族,用辛苦钱购买价格日益上涨的粮食,还是一笔不小的生活负担。”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学院袁德峰副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连年丰收,国际粮食日益金融化及许多不确定因素,都有可能让中国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袁德峰说。
逐渐丧失的饥饿感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对于饥饿,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人几乎没有记忆,但之前出生的多数人,对饥饿仍然刻骨铭心。
阅读著名作家莫言作品不难发现,1955年出生的莫言,对饥饿有一种恐怖、绝望、疯狂的感觉。而莫言在小说中能将饥饿的感受写得入木三分,也完全得益于他自己对饥饿的亲身经历。
在小说中,莫言对粮食十分迷恋,随处可见对饥饿感受的描写。莫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说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主要源泉。”
“我伸手抓过那鳖裙,迅速地掩进嘴里。从口腔到胃这一段,都是腥的、热的。我的肠子在肚子里为我的行动欢呼。”这是莫言在小说《罪过》中的描述;“走到钟下时,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这是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写生产队长在吃结束后的情形。
此外,莫言曾经多次提到小时候自己和姐姐争抢红薯干,以及“当作家初衷是为一天三顿吃饺子”的故事。
1944年出生的袁德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痛心地叙述了一段往事:“从1960年开始,就只能吃窝头了,而且掺着野菜、糠,还吃不饱。那时人饿得腿都浮肿了,吃糠咽菜这些形容饥荒挨饿的词语,我都亲身经历过。”
“1961年,那时我正在内蒙古包头市一所中学读高中。粮食定量不够,而且没油水。再加上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30多斤粮食就更不够了。就说中午饭吧,这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顿饭。两个黑面窝头,外加一碗熬白菜,不一会就风卷残云了。吃完后,却觉得尚未进食,再吃一份也不在话下。”袁德峰说。
“到年底,食堂表示有一笔伙食结余,可以敞开地吃上一顿。”袁德峰说,“大家早就摩拳擦掌,翘首以待。谁知饭后却有好几个人吃坏了肚子。有一位张姓同学的帽子掉到地上,居然弯不下腰,只好慢慢蹲下去,才把帽子拣起,再慢慢直起腰来。有人把这当作笑谈,我却觉得心酸。”
“正是因为有了对饥饿的恐惧,我才会对粮食有更深的敬畏,同时也懂得珍惜,从不浪费一粒米。如今,就连儿孙辈也知道把掉在饭桌上的米粒拣起来吃掉。”袁德峰说。
当今的很多年轻人,对饥饿则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有时早上因为睡懒觉,来不及吃早餐。还没等到中午下课,就饿得不行了。不过时间不长。”北京一位中学生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并非仅仅面子问题
2012年11月4日下午,本刊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家饭店就餐时发现,不少客人走后,餐桌上还剩下许多没动过的鱼、肉和蔬菜等食物。
“公款请客浪费比较严重,有的为了场面,点了很多菜,一般能吃一半就不错了。”这家餐厅的一位服务员对本刊记者说,“多数客人碍于面子,也极少打包带走。这些饭菜只有倒掉,怪可惜的。”
次日中午,本刊记者到北京大兴区一家餐馆就餐,尽管墙壁上“文明用餐,杜绝浪费”的提示牌赫然醒目,但整整一个午餐时段,将剩菜打包带走的人很少,不少菜整盘剩在桌上。
“我们这里就餐的客人,大约有三分之一会出现剩菜较多而又不愿打包的现象,特别是商务宴请或婚宴。如果安排好的一桌人有几人缺席,一桌菜就会剩下很多,只能倒掉。”这家餐厅的王经理对本刊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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