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推倒“擺設化”的校訓重建？

近日，一項針對國內256所大學的調查顯示，有192所學校的校訓都是“四詞八字”的口號式，還有個別大學校訓甚至完全相同，高校校訓同質化、標語化現象嚴重。調查還顯示，六成大學生對校訓“不感冒”，甚至有在校老師工作七年竟不知校訓。（2月24日《武漢晨報》）

校訓，《辭海》的解釋是這樣的:“學校為訓育上之便利，選若干德目制成匾額，懸之校中公見之地,，是校訓，其目的在使個人隨時注意而實踐之。” 校訓，本應是一所學校之魂。什麼樣的校訓，就規定著什麼樣的辦學方向和什麼樣的人才培養規格。校訓像一面鏡子，它之於學生的記憶和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學校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程度。中國大學同質化的校訓，說明培養的是同質化的人才﹔成為擺設的校訓，說明培養出來的是無魂的人才。

學生為什麼會覺得校訓是擺設，不感興趣呢？原因很簡單，因為辦學者、育人者自己都做不到。“博學”，老師卻一知半解﹔“厚德”，老師卻一再學術腐敗﹔“團結”，卻常見“窩裡斗”﹔“創新”，卻只是照本宣科﹔“載物”，為利益忙碌卻見得更多﹔“求是”，卻聽到的盡是口號……在辦學者和育人者身上，很難體現出校訓的精神追求和堅定信仰，更多的是形式主義的“假、大、空”。現在很多教師抱怨德育很難，其實，“擺設化”的校訓就是最好的原因注腳。

功能的發揮，離不開來源的正解。國外大學校訓的來源，無外乎是兩種，一是奠基人的舉辦目的，拿破侖“為了打仗而受訓”創辦了聖西爾軍校，康奈爾為了“讓任何人都能在這裡學到想學的科目” 創辦了康奈爾大學﹔二是以杰出校友為標杆，便選其名言以勵志，柏林大學的校訓來自馬克思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斯坦福大學的校訓來自首任校長大衛·斯塔爾·約旦的“讓自由之風吹拂”……可以說，西方每一所大學的校訓，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因為故事精彩，所以校訓有力。

而我國大學校訓的來歷，就有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感覺，為了“標配”而生憋出一個校訓。“尋章摘句老雕虫”，到古老的經典裡去找﹔“逢迎領導、投其所好”，一個人的題詞就變成了一所大學的校訓﹔“征文啟事”，由領導憑其偏好打鉤。這樣的校訓，看似句式工整、形式優美、詞義明快、朗朗上口，然而缺乏歷史的厚重，缺乏情感的親切，缺乏故事的精彩，缺乏榜樣的激勵，從而也就缺乏刻骨的銘心和長久的印象。

既然超過六成的大學生認為校訓只是學校的“應景之作”，“不感冒”，對他們“沒多大實際意義”、“很空”、“不能深入人心”，大學何不實事求是，順應民意，推倒“擺設化”的校訓重建？特別是在新一輪的“大學去行政化”，紛紛制定《大學章程》，追求特色辦學、自主辦學的背景下，深入挖掘一下自身的辦學傳統和文化內涵，深入思考一下學校的當下之要和未來之本，明晰自己的辦學定位，重新確立一個具有廣泛認同感的校訓。

當然，已經有了校訓的大學，也不一定非要拋棄“假、大、空”的校訓，從現在開始，圍繞校訓開展持久相關的文化建設，用實際行動一點一點去落實校訓，即使只是“八字四詞兩句”中的一個字、一個詞也很好。“求實”、“創新”、“厚德”、“博學”、“勤奮”、“團結”、“嚴謹”……隻要能做到其中任何一條，都很了不起，都讓人肅然起敬，都可以將校訓內化為師生們的為人為學品格，展現一所大學的精神追求。

大學校訓已經淪落到“到底有沒有存在意義”的爭論之中，畢業生對國外大學的校訓記得比自己的還清，真是大學辦學之恥。問題是，現在的中國大學，能夠知恥而后勇嗎？能將“假、大、空”變成腳踏實地嗎？能讓自己的學生“感冒”起來、自豪起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