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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故事

2018年06月14日04:37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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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12月,全国570余万名不同年龄、出身的求学者走进高考考场。这一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此后40多年,高考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40年来,高考在与时代的共振中不断变革,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万千气象,亿万青年和无数个家庭的生活轨迹因为高考而改变了走向。

  

  60后

  感谢妈妈 指我前程

  ■ 阿  超  北京  金融界人士

  我1983年参加高考,至今已经过去35年了。由于当年高考录取率很低,所以能考上大学,在老师、同学、街坊四邻眼中,那可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就像是在头上戴了一个光环。

  我从小喜欢动手鼓捣东西,还参加了学校和少年宫的航模兴趣小组,所以一门心思想要报考无线电专业。

  可妈妈的想法却和我不同。她觉得大学如果学理科,毕业后就有可能被分配到外地,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儿子守在身边。在妈妈的坚持下,我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也是在妈妈的坚持下,我高考志愿填了当年在北京地区招生、在北京地区分配的北京财贸学院(后与北京经济学院合并为首都经贸大学),攻读金融专业。

  当年的家长似乎不像今天的家长这般重视孩子的高考,又是请假陪考、又是订高考钟点房什么的。考试期间,我们同学都是自己来回。高考过后,妈妈才告诉我,其实她那几天一直请假暗中跟着我,直到看着我走进考场才放心。原来妈妈知道我实在是不喜欢文科,怕我中途弃考。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把它交到妈妈手里,说:“给您考上啦!”语气中透着不喜欢和无奈。

  谁知就是这个自己当初很不喜欢的金融专业,让我毕业后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域,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步伐;见证了中国金融行业从小到大不断成熟的过程;参与了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向国际化发展的工作。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深圳、厦门等地的国有企业从事旅游、外贸等工作,因工作需要也曾被派驻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后来我在一家大型国企金融公司任职20余年,其间因工作需要,又考取了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EMPA)。

  40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先搞活的是沿海地区,最活跃的是经济领域。可以说,我作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金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是幸运的,因为我所学专业使我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现在想来,关于高考选专业这件事,我还得感谢妈妈。

  

  80后

  走出大山 回到大山

  ■ 陈泽恩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孟塬乡  村致富带头人

  我们家祖祖辈辈在大山里务农,如果没什么特殊原因,很少有人能够走出去。

  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全靠父亲一个人供我读书。父亲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希望我能够考出大山,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

  上高中时,父亲在矿上打工右臂骨折,两三年干不了重活,家里经济来源受到限制,我因此萌生了休学出去打工的想法。高二那年,我瞒着父亲,带着班上两个同学到工地打工,一天下来能挣30元。饿急了的3人,在工地厨房的储物间就着酱油吃了一顿西红柿黄瓜拌馒头,当时简直香死了人。后来的打工岁月里,大伙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饭。

  因为年纪小,在工地上处处受人欺负,我和同学忿忿地回到学校,也想明白了:必须考出去!因为落下了不少课,我求老师、求校长,终于让我留了一级。重新上学后,我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了一句话:考不上大学誓不为人。

  考上大学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天地。当时我既要保证学业,又要寻找力所能及补贴学费的方法。2012年,我创立了“光色墙绘工作室”,给幼儿园、KTV等处的墙体包工绘画,赚了4万多元;2013年,我又与人合作在重庆成立一家景观工程公司。那些年,清早衣服整洁干净出门,晚上回到学校宿舍灰头土脸。大四还干起了和雕塑有关的工作,挣了40万元,去掉学费、生活费等花销,净挣20万元,一毕业就买了车,对此父亲很是诧异。

  也是在大学时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发现了养蜂的巨大商业潜力。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回乡创业。你可以想象,全村第一个好不容易走出大山的大学生,现在却要回到大山里,乡亲们会怎么看?但是我坚信自己的眼光。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的养蜂规模已经扩大到近300箱,年产蜜超两吨,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年收入将近50多万元。前年,我将家里的老窑洞装饰一新,乡亲们眼见为实,终于相信了我的选择。现在我已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整个孟塬乡有500多户养殖户,共有5000多箱蜂箱,每户平均能有上万元的增收。

  如今回想一下,大学给了我什么?给了我眼界、做事情的气魄,给了我开阔的心胸,还有接受新生事物的灵活,让一个山里的孩子,不管在哪里都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       

  本报记者  朱  磊整理

  

  50后

  创作小说 自成一派

  ■ 秦  俊  河南南阳  著名作家

  前几日早上散步回来,街道上因有学校作为高考考场,交警早就设障限制车辆通行和鸣喇叭。想起高考往事,我就激动甚至悸动,如果不是高考,我哪有如今的收获?可以说高考提升了我和家庭的地位,让我进入一个崭新天地。

  我生于1954年,家在中原贫困乡村,爷奶患病去世,给家里留了一堆欠账。父母辛勤操劳,因我们兄弟姊妹多而生活多艰,我都20多岁了,在农村那时候就是个大龄青年,亲戚热心介绍了几个姑娘,都嫌我家兄弟多、没房子而告吹。

  我上过高中,当过团委副书记,学校缺人,让我担任代课老师。1977年开始高考,因没人教课领导坚决阻止我参加高考。翘首盼望到了来年,我终于得以报名。一个月不分日夜奋战后,我走进久违难得的考场,以轰动全乡的高分,考进了河南大学历史系。这里有范文澜、冯友兰、董作宾等著名学者,有邓拓、袁宝华、姚雪垠等知名校友,让我激动新奇。那汗牛充栋、琳琅满目的图书,给我铺展开了一个全新世界。

  毕业后,我到南阳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努力编好志书,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谋,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1985年10月,一位中央领导前来视察,我为领导提供南阳人文历史资料,领导很是满意。接待汇报工作圆满完成,一时成为美谈。

  我沉浸在家乡丰厚的历史和人文资源中不可自拔,从此走上创作道路,先后完成了《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等《大汉天子》系列、《春秋五霸》系列、《大宋天子》系列共18部700多万字的作品。评论界认为这些作品“将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发出熠熠光芒。”“河南南阳的作家,从姚雪垠起,到今天的二月河、秦俊,都致力于历史小说创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秦俊的系列小说,带有鲜明的民间烙印,其民间视角的创作方法令他的小说俨然自成一派。”

  我被誉为“解读历史的民间叙事派掌门”。朋友认为“掌门”一词不儒雅,我想,哪怕评价为丐帮掌门,好赖是个帮主哩。

  鲁  钊采访整理

  

  00后

  不上军校 就考师范

  ■ 次  诺  藏族  西藏拉萨八一校  应届毕业生

  我从小就有个教师梦。

  我老家在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的一个小村庄,多年前还是一个荒芜贫瘠的地方,以种植和养殖为主,靠天吃饭,日子总是过得很紧巴。20多年前,作为农奴后代,我父亲参加高考,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他考进东北一所军校,毕业后,他回到藏区部队工作。

  从我记事起,周边几个村的人都把我父亲当作偶像楷模,来鼓励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将来通过高考改变自家命运。

  我是个早产儿,从小身体不太好。但我自幼深受一身绿军装的解放军大哥哥和叔叔们耳濡目染,就想当兵考军校。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体质根本适应不了部队的严格要求和层层筛选,我就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段时间,我非常懊恼,自己虽是男儿,却不能像父亲那样戍边卫国、建功立业,感觉羞愧遗憾。父母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只要努力学习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就很好,西藏现在的发展突飞猛进,需要各方面人才。

  母亲也是农奴后代,当年考入西南师范,毕业后回西藏当了一名乡村教师。记忆中的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学生们成天围着她转,感觉她忙碌、充实又幸福。军校不能考,那我就决心去读师范,将来返乡教书育人,既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又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平时成绩还算不错的我,在刚结束不久的2018高考中,发挥算是正常再加一丁点儿超常。我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希望能在这个青稞飘香的金秋时节金榜题名,实现自己由来已久的教师梦想,将来学成回来为西藏建设添砖加瓦。

  黄自宏整理

  

  70后

  人生半径 从此改变

  ■ 周重林  云南昆明 “茶书馆创业项目”发起人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通过20年前的高考进入云南大学学习,我现在会在哪里?做些什么?

  我出生在师宗县的农村,年少时还去挖过煤。母亲那时安慰我,人勤快,农活也做得不错,在家务农也不会差。但若考不上大学,万一时运不好,估计可能成了现在大学同学的扶贫对象。可以说,是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半径”。

  上周发生了几件事,让我再次审视自己的高考和大学。我读完大学写作老师李森的新作,并写了书评。大学时学写作,李森老师不仅指点字句章法,还介绍在各家媒体工作的老师让我去拜访投稿。写作锻炼了自己的才能,持续不断的稿费解决了我大部分的生活费。

  这些年被问得最多的话题是,你是怎么走上茶学研究道路的?这是受大学老师木霁弘先生的影响。大学读他的书了解了“茶马古道”,毕业后的几年跟着他系统研究这一课题,把一个当时很冷门、很小众的领域最后做得风生水起。当然这与前些年云南普洱茶大热有关。

  在我的创业项目里,有一个茶主题沙龙项目,已经连续举办了140期,产生了不错影响。有一位今年毕业的师妹,也是在大学期间爱上了茶文化,她从导师口中得知我在做这方面工作,便找到我。这大约也是我创业的一个初衷:以商业守住一个爱好,让更多后来者有可投奔的地方。

  我有一个4岁的女儿,从两岁开始就跟着我到办公室,学着喝茶、插花。现在她没有颜色的水不喝,见到花就要往瓶子里插。她不识字,但是拿书从来不会拿反了。我太太也跟着我学习茶道和花道。高考开启的人生道路,成就了我们全家如今的美好生活。

  想来我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是在大学时期培养造就的,社交圈同样是以大学校友为中心。与大部分有恋校情结的人一样,我差不多两周左右就会回母校走走,吃吃不厌的小吃,看看美丽的花草。有一次与校友聊天,说起居住半径。一桌子十多个人,都住在距离母校5公里附近,这里面的原因你我自知啊。  

  本报记者  徐元锋整理

  

  90后

  手中有术 脚下有路

  ■ 郭芑然 北京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开发总监

  我始终以为,面对那张志愿填报表时,每个青年都会极高频次地向自己发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数年后当你回忆高考时,就会开始思考:我为什么想成为这样的人?

  父亲上世纪80年代考入北大生物系,研究生毕业后又去美国读书,我就在这几年中出生。小时候,父亲的睡前故事讲得慷慨激昂,从莎士比亚到东周列国志,从诗词歌赋到史诗传记。得益于此,在我脑海中扎根的并不是科学原理,而是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后来选择文理科时,纵然文科成绩好到偏科,依然选了理科,并不是追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名言,而是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所有推动世界发展的事物都是由理科创造的。你去学理,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听起来十分空泛,但我信了,并且至今都相信,我能感到理想主义在我身上延续,笃信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高考结束后,我却弃理从文,也是因为父亲的一句话:“能够独立判断是非后,你应该自由选择人生道路。无论你站上最高领奖台,或者回到小学门口开一家早点铺,只要你快乐,我们就快乐,也只有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才能得到这份快乐。”

  如今我也从父亲的母校研究生毕业,没有从事科学研究,而是投身人文艺术。我想要证明,感受力同样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同样能改变世界,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成为这样的人。

  如果说为高考所学的知识是“受教”,那么家庭所给予的便是“受育”。“教”使人手中有术,“育”使人脚下有路,心里有光明。

(责编: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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