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

　　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

　　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

　　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

　　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

　　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

　　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

　　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 “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 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

　　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 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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