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三千丐帮弟子 贫教院内学艺

贫教院的手工场，贫民在编扫把

贫教院的课堂上，老师正在上课。

很多贫民都喜欢“选修”编织课。

当时还有专门为盲人准备的课本，称为“秃字”课本。

上世纪二十年代官方调查广州有数千乞丐

建贫民教养院传授各门手艺助其自立社会

1928年10月，广州市公安局派出各路人马，深入摸查乞丐数量。这一“丐帮”大起底行动的委托方，是广州市贫民教养院筹备委员会（下简称“贫教院”）。他们雄心勃勃，试图将全城乞丐悉数收入。一个月后，贫教院正式成立，短短几个月内，便收纳了近三千“丐帮弟子”。与以往只重“扶老济困”的善堂相比，贫教院更像一个学校，这些“丐帮弟子”必须学艺，上午学习算术科学，下午操练各门手艺。贫教院试图通过“授人以渔”的教育手段，使这些人早日脱离“丐帮”，自食其力。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这样的构想颇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捉襟见肘的财政开支也很难保证贫民教育的成效；实际操作中更不免有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不过，就算有很多缺陷，这一场肇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的贫民教育实践仍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筹建缘起

数千乞丐立道旁

市长要建贫教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城内乞丐不少，民间说法最盛时有数万人。

按广州市公安局于1928年10月的调查，乞丐数量则为数千人，官方数字与民间说法相差甚远。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繁华都市之一，各色人等为求生计，纷纷前来，其中当然包括乞丐这一最古老的行当。广州的乞丐在全国都是有名的，“丐帮”号曰“关帝厅人马”，最盛时据说有数万之众。不过，根据1928年10月广州市公安局的调查结果，全城共有男女乞丐两千多名。

官方数据与民间说法差异颇大，远不是什么新鲜事。时任市长林云陔是筹建贫教院的倡议者，他的真实感受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林云陔在倡议书里写道：“足迹所及，见夫鸠形鹄面之辈，三五成群，追逐行乞，以求日用啖粥之资，或则跪伏道旁，哀号求乞，夫广州市不少殷商巨户，缙绅善士，独令此少数无告之贫民冒寒风、曝烈日，求蔽衣藜羹而不可得，同为人类，而苦乐悬绝，若此岂善良市政所应有之现象？”

堂堂省城乞丐遍地，林云陔自觉十分惭愧，并试图有所作为。他说：“本委员长清夜扪心，诚觉惭愧，熟惟补救之法，惟有尽我能力所及，无论如何困难，应由市政府设立贫民教养院一所，将本市乞丐及无业游民概行收养，少壮者教之读书识字及各种工艺，年老及废养者则给以衣食，赡养其终身。”

林云陔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留学美国，之前还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过秘书，被孙先生赞为“吾党革命德行之神圣”。他的行动力无可置疑，作出筹建贫教院的决策后，他即刻给市教育局、工务局、公安局、财政局下了“军令状”，要求他们联手拟订建设贫教院的计划，限于十日之内“交卷”。

艰难求存

20万银元真难凑

院长频频去化缘

贫教院首期工程就需投资毫银20万元（约相当于人民币1000万元），财政开支捉襟见肘，新院迟迟建不起来，筹委会在原普济三院的基础上建起了贫教院。拮据的财政状况把院长逼成化缘高手。

1928年6月7日，市教育局拟出《贫民教养院组织章程草案》，草案经教育、公务、公安、财政四局联合讨论后，提交给了市政府。这个草案可谓详尽之致，唯一没说的是钱从哪里来，这是让市政当局最为头疼的问题。

市政府最初决定在东山马鞍岗、蚬壳岗设立贫教院，贫教院第一期建设项目就需毫银20万元。市政府从各项罚款里东挪西凑，还特别征收了贫教捐，可怎么也凑不齐这笔巨款。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贫教院不能不办。1928年7月，贫教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筹委会因陋就简，决定接收改造年久失修的普济三院，尽可能使它成为理想中的贫教院。这普济三院是前清年间就有的慈善机构，到民国时已破败不堪，不过里边还住着上千名老头老太以及瞎眼卖唱女。由于食物严重紧缺，该院已从收容所变成街面乞丐的主要输出地。筹委会接收普济三院后，利用有限经费，改善伙食，修缮房屋。贫教院的建设，就在这样拮据的条件下起步了。

1929年11月1日，广州市贫教院正式成立。黄焕庭、梁元芳分任正副院长。要说黄梁两位院长还真是化缘高手，贫教院一遇到经费问题，他们就去找港商哭穷募捐，“香港各大团体，素以慈善为怀，每有向之募捐，当仁不让”这样感恩戴德的话不知道说了多少。1929年8月31日，港商郭仙洲在贫教院转了一圈后，对各种设施大加赞赏，一下子捐出百万元，这对贫教院有如雪中送炭。1930年10月，贫教院新院终于在石牌落成。

重在教育

学满两年

才算出师

贫教院教养期限定为两年，期满考试及格即发给毕业证书。如本人不愿出院，可以考虑留院工作，除生活费外，其余收入六成归工人，四成归院使用。

话说贫教院宗旨之核心，在于一个“教”字，当初由教育局牵头制订贫教院章程，也正是这一宗旨的体现。老人家年纪大了，不过图口饭吃，小孩子和年轻力壮者却必须接受教育，掌握一些手艺。当局希望这些丐帮弟子学成之后，将来能自立社会。

贫教院的课程分通识教育与专业手艺两大部分，通识课多在上午进行，有浅易国文、珠算笔算、简易记账、货币辨别等科目，课本采用商务印书馆的新时代小学教科书，除衰老残废不堪者，其他人都要学习。贫教院还特设期末考试，以防大家上课开小差混日子。

手艺课的名堂就多了，编织、印刷、制鞋、制衣、缫丝、打铁……不一而足，每个贫民可捡其善者而习之。贫教院规定，“教养期限，定为两年，期满考试及格即发给毕业证书，使出谋工作，其程度低下者，则仍留院补习。如本人不愿出院，得斟酌留院工作，除生活费外，余收入六成归工人，四成归院使用。”

为拓宽贫民视野，两位院长和其他管事者时常对平民发表演说，市卫生局、市教育局甚至海军司令部也常派出人员，到贫教院演讲。贫教院还将昔日流落街头的卖唱者组织成了一个音乐班，经常在“各公园及教育会巡演”。

广州市贫教院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如火如荼的平民教育运动的一朵浪花，当时，很多从海外归来的知识精英，秉承“教育救国”的理想，深入乡村，深入平民，努力普及知识，开启民智，他们的做法，固然带上了太多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现实中也遭遇了重重障碍，但这种单纯而执著的热情本身非常值得珍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回顾广州市贫教院筚路蓝缕的建设过程，也是在向这样的热情致敬。

日常生活

每餐能有五钱肉

两荤两素还凑合

贫教院内，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为毫银4元，当时一斤大米才卖毫银一角，这一标准已足够吃饱，每餐还要两荤两素，但肉食定量只有五钱，因此对厨师是很大的考验。

贫教院成立后，第一要务就是将街面乞丐收入麾下，以落实林云陔“少壮者教之读书识字及各种工艺，年老及废养者则给以衣食”的宏愿。最初，贫教院采取的是“自愿”原则，派出员工沿街劝告各 “丐帮弟子”入院学艺，不料众丐中愿入院者如凤毛麟角，细究原因，有人身负养家重任，不能一走了之；有人性格不羁，觉得入院虽免冻饿之虞，但自由全失，不太划算；还有人农闲时入城为丐，农忙时还要回家种田，就更不愿进贫教院了。

见“自愿入院”原则无效，贫教院转而使用强迫手段。贫教院组织捕丐队，依赖警署协助，上街捉丐。按当时《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捕丐队督率特警杂役，“随带麻绳数束，遍巡市面，遇有乞丐不愿入院者，则行强迫，押送入院，如捉犯然”。贫教院的强迫手段收到了一定效果，第一个月内，就有600多名丐帮弟子走进贫教院，开始学艺生涯。

贫教院的生活不算太坏，众丐最初恐惧入院，可一旦习惯了，就不愿意走了，短短一年工夫，贫教院内丐帮弟子数量增至近三千人，由于当时还未搬入新院，宿舍已颇拥挤，贫教院一度考虑停止收容，但192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贫教院觉得“际此严寒天气，若不收容教养，情殊可悯”，于是继续接纳众多丐帮弟子。

按章程规定，每个贫民每月的生活费为毫银4元，以当时一斤大米才卖毫银一角的物价水平看，这一标准已足够吃饱，另外每人每餐的肉食不得少于半两，因此拿筷子使劲挑挑，总能扒拉出几根肉丝。

贫教院明文规定，夏天一日一洗，春秋天三日一洗，冬天五日一洗，宿舍每个星期进行一次大扫除，打扫完后，医生还要检查。院里常设中西医和看护，遇有小病者，给予药物，若有人生了重病或传染病，就要移往养病室。这些卫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传染病的流行。（记者王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