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物：大地测量学的泰斗陈永龄

　　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永龄铜像在武汉大学落成，他的影响从广东走向全国。

　　陈永龄在1945年9月起至1956年11月于广州的中大、岭大及华工先后逗留了10年许，1952年10月-1956年11月期间任职华工4年。华南理工大学高教所陈国坚介绍：“平心而论，他在华工的时间不长，现今认识和了解他的华工人不多，仅有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1956之前的印象中。但这无碍于后人对他的评说。”陈国坚表示。在他看来，广州地区高校当年的重组，尤其华工的发展开拓相当艰难，而解放后的广州，作为大都市，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也已走过63个年头，“陈永龄正是当年参与广州市人民新政权创建的科技界、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之一。”

　　组建工作基本结束后，陈永龄未及品尝华工的发展成果，便以华工副院长、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筹委会副主任之身，执国家之令，携原华工的测绘专业师生员工、图书设备，风尘仆仆赶赴武汉。

　　1956年，正是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前身）成立的那一年，国家把当时的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青岛工学院这5个学校的测绘专业合并到一起，并在武汉成立了武汉测量技术学院。著名大地测量专家、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津生195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测量系，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测绘学会测绘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的他毕业后分配到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工作，当时作为一个青年教师的他和当时兼任天文大地测量系系主任、副院长的陈永龄有了密切接触。就此，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现华南理工大学高教所陈国坚和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津生二位。

　　华工组建时期的开拓者之一

　　南方日报：华南工学院当时组建的时候有多困难，整个教学环境怎样？

　　陈国坚：“华南工学院”组建于1952年，当时定位为工业院校。广州市解放于1949年10月14日，它与外地同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基本的社会主义改造期。作为蒋介石政权逃离大陆前的临时“京都”——后来的新解放区，它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以及肃反等较之外地晚了一步，任务也特别的重。那时，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师生员工，许多人包括部分中老年教师，对省市人民新政权及新秩序并不适应，以观望的心态注视着社会的变化，心存陌生，甚至惶惑。党和人民政府学习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建设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学，需要一批有思想认识的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表达归附人民政府的心声，以利在爱国、爱新社会的大前提下，团结与调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尽相同的各方人士，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南方日报：陈永龄对华工的组建以及后来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的身份在当时有何独特之处？

　　陈国坚：陈永龄是当年所谓“先知先觉”的、即思想领先一步的广州地区知识分子先进群体中一分子，是敢于表露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勇气、投向人民阵营的心迹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

　　1950年暑假，陈永龄作为名教授参加广东省文教厅组织的广州地区专上学校首批思想改造学习。事后的10月初，藉着先前他在文教厅主办的机关刊物《广东教育与文化》上撰文《我们怎样了解自然科学的阶级性与党性》袒露思想之余勇，再撰文道：“以往我对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与党性是存在半信半疑的态度，我知道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超阶级立场和纯技术观点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尚无法说服纯粹自然科学者所提出的相反意见。这次学习上给了我有力的武器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在国外、在旧中国生活了40年的这位老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人生观的改变愿望或选择的背后，可能意味着当中曾有过的脱胎换骨般痛苦的思想斗争与心理的煎熬。既然他选择了新时代与社会，那么人民政府也就选择了他。1952年10月7日，原私立岭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的陈永龄，被广州区高校调整委员会任命为华南工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统领教育、教学管理之职。毫无疑问，他做了推行院系调整的“领头羊”。

　　南方日报：他在华工具体做了哪方面的工作？

　　陈国坚：以陈永龄的学术地位与声望，如果他执意抛开教育、教学管理，单独选择学术研究路一条，他完全有能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的；但是这位大学问家毅然置个人之得于不顾，挑起教育、教学管理领导之责，将个人才智贡献于华工4年整。其间，他曾数度发表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表达师生对新社会、新生活的渴望。1954年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广州分会筹委会集会讨论新中国首部宪法草案时，他表示：“我们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已改变了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第一部人民宪法的公布；必须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同年9月底，他以高等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为题，畅言华工关于学习周总理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体会，于广州市首届人代会上作大会发言。表达师生“我们怎么能够不欢欣鼓舞，怎么能够不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呢”之心。此外，他在广东、广州科学工作者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座谈会上，慨言推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社会责任，还不断奔忙广州与武汉间，尤其是他曾经投书南方日报，就学习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结合全国天文大地测量高等教育现状、应用前景，畅论向科学进军的认识以及个人进军计划。

　　南方日报：但似乎在匆匆4年之后他便奔赴了武汉，这期间是什么原因？

　　陈国坚：1955年4月后，学校组建工作基本结束、国务院陆续任命华工正副院长，似稍可歇息之际，陈永龄未及品尝华工阶段成果，便以华工副院长衔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筹委会副主任之身，执国家之令，携原华工的测绘专业师生员工、图书设备，风尘仆仆地赶赴武汉，与青岛工学院、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有关专业的师生，一起筹建测量制图学院。后来陈永龄正式地调离华工，全身心地投入他终生的事业：天文大地测量。以后，他在国家测绘总局担任总工程师，继而运用全国之力组织队伍，于1975年完成珠峰高程的科学测量。

　　所以，他最应该被人记住的是：敢于担当。即使他在华工只有4年，但在1956年华工上下乐见其被评定为华工3名一级教授之一，他在华工的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