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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媛房间里的书桌上还堆着复习资料,只是添了她的遗像。
杨媛留给父母的绝笔以及用来割腕的水果刀。
生前照片。
高考落榜生之死
再有半个小时,杨媛就要揭开她人生中第二次高考的悬念了。6月22日晚上9点半,这个家在四川崇州一个小村庄的复读生,和其他54万参加2013年高考的四川考生一样,等待着分数公布的那一刻。
这时,杨媛接到在西藏拉萨打工的父亲杨富强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嘱咐她,明天中午去吃朋友生娃娃的酒席。杨媛连声应着,“一定会去”。接着,她迫不及待地跟父亲说:“晚上10点出分数。分数一出来,马上打电话跟你汇报。”
杨富强躺在工棚的大通铺上,把手机搁在胸口,等待着和女儿约定的这个电话。
10点钟过了,他的手机毫无动静。两个小时后,铃声响起,他急忙按下接听键,却听到妻子胡群芳在电话里哭着说:“媛媛自杀了。”
此刻,他们的女儿躺在崇州市的一家医院里,生命体征已经消失。在距离医院3公里左右的家中,杨媛房间里一张堆着复习资料的书桌上,摆着她今年的高考准考证、一把刀刃上沾着血迹的水果刀,还有一封她用红笔写下的信。
20岁的杨媛留给父母的最后几句话是:“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这一世,你们的恩情我无法回报,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松点。答应我,你们要好好活着。保重!”
她的床边放着一个金色的手机。在这个有些按键已经掉漆的手机里,躺着她之前一直等待的短信。短信里写着,她今年高考的总分数454分,四川省高考理科本科第三批录取控制分数线460分。
杨媛看完短信后,关掉了手机,似乎永远也不希望父母看到自己的高考成绩。
“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
高考前两天,6月5日晚上9点过,杨媛和好朋友王碧云煲了半个小时的“电话粥”。 她跟王碧云说:“这次复读一年,知识更牢固,高考更有信心了。”
在杨媛的友情世界里,王碧云是最贴心的“姐妹”之一。她俩曾是高中同班同学,去年一起参加高考,而且都考过了专科线。此后,她们原本同步的人生轨道开始分叉,王碧云上了成都的一所专科院校,但是杨媛“不甘心上专科”,留在崇州复读。
崇州距离成都不过25公里。这个人口将近65万的县城,今年有3163人参加高考。根据崇州市往年的高考成绩来看,这里超过一半的考生能考进本科线。这样的成绩,在成都市8个远郊区县(市)里,排在中游。
高考进入倒计时了,两个女生似乎达成默契,她们很快绕过考试的话题,开心地聊起了“八卦”,还约好考完后一起“出去耍”。电话里响起杨媛平日里最有特色的银铃一般清亮的笑声。
高考前夜,同往常一样,晚上11点左右,杨媛上床准备休息。她和室友李慧蓉聊了会儿天儿,语气平静地说:“今年高考,我不像去年那么慌了。”
除了暴雨带来点小麻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高考的第一天,早晨7点20分,离第一科考试开始还有1小时40分钟,杨媛已经守在考点外面,手上紧捏着一个白色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她的文具、准考证以及一本《必备古诗文》。
她和李慧蓉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打发着开考前这段紧张的时间。铃声一响起,她就要和全国将近900万考生走进各自的考场里。
两天的考试结束后,胡群芳见到女儿,是6月8日晚上6点半左右。杨媛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包,骑自行车从平日里住读的学校回到家里。
胡群芳琢磨着女儿脸上的表情,似乎没有找到不同寻常的神色。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问:“考得啥子样?”
杨媛笑着对母亲说:“分数出来了才晓得。”
看到女儿脸上的笑容,胡群芳忐忑不安的心落了下来。
几乎没有人太担心杨媛,因为这个爱笑的女孩一直活泼开朗,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即使是在复读这一年,她也“本性难移”。
杨媛的身高超过1.65米,长得结实,而且说话嗓门大,有时笑起来会忘记是在公共场合。同学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杨大炮”。还有人称呼她“杨蛋”,因为她“粗犷”的形象,看上去就像“菜市场卖蛋的大妈”。
对于这个浓眉毛、皮肤白皙的女孩来说,这些绰号与“淑女”毫不沾边儿。但是,杨媛从没有流露出半点不高兴,而且“照单全收”。在她给朋友写的信中,落款的地方,清秀的字迹写着“杨蛋”。
周围不少同龄人都喜欢杨媛豪爽大方的性格。她爱唱歌,经常坐在教室里哼哼。有一次课间休息,同学怂恿她上讲台去唱。她没有半点扭捏,迈着大步子走上讲台,在全班同学面前,唱起了她一直视为“成名曲”的《小酒窝》。下面的人乐成一片,她也很开心。
她给很多朋友留下的印象,是那种“给点阳光就会努力灿烂”的人。她喜欢别人表扬她,有时会不停跟朋友念叨她收获的赞美。她经常洗完澡后,对着教室的窗玻璃,拨弄一头又黑又浓密的头发,还会“自恋”地问别人:“你看,我这个发型美不?”
偶尔,杨媛和朋友们聊天儿时,正说得开心,会突然蹦出一句:“表面看我很乐观,其实我也蛮脆弱的。”听到这句话的人,都认为是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又在开玩笑。
即便是第二次经历高考,杨媛的不少同学都认为,“积极乐观的她肯定能挺过去”。一个和她要好的男同学说:“没有人会担心杨媛,反而是她担心别人。”
在“高四”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杨媛面对这样一道作文题:“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要面对考试,大考小考,期中考[微博],期末考,月考周考。面对就业,我们要考,考各种证件。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请以‘考’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她写道:“漫漫人生路中上,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虽然,有时我们会有点儿憎恶它,但风雨过后,回望我们走过来的路,我们或许会感谢它,是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去克服困难。‘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
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
高考后,杨媛在家闲了不到一周,就去离家不远的一家餐馆打工,做服务员。
母亲胡群芳让她跟朋友出去“好好耍一下”,她却说“等拿到通知书了再出去”。
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打完这份暑假工,可以挣下将近半年的大学学费。而这笔钱对于这个还欠着债的农村家庭来说,并不是无关轻重的数目。
3年前,杨家的几间砖瓦房因为修公路而拆迁。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他们盖起了两层小楼房。但为此,家里欠了亲戚朋友10多万元。
从2000年开始,父亲杨富强就去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拉萨打工。他是一个水电工,在建筑工地上埋电线,有时还会在冻土中挖下水管道。这个身高1.7米的农民工,体重还不到100斤,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
如果一年的活儿顺利,杨富强可以挣4万元,再加上租出去的3亩地能收回4000多元的水稻钱。这笔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以及一点点地还债,补家里的“大窟窿”。
杨媛还有一个弟弟,没考上高中,读了一年的职高,就放弃念书了。去年,这个还不到19岁的男孩也跟着父亲,去西藏打工。
弟弟至今还没回家奔姐姐的丧,因为除了父亲赶回家那张机票,家里已经匀不出钱再给他买一张。
一直生活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杨媛的生活半径很小。她从没有离开过四川省,唯一一次离开崇州,还是2008年的时候,她和弟弟一起到成都华阳的表哥家里做客。
杨媛在表哥刚买不久的110平方米三居室里呆了两天,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也没有真正看到大城市的模样。她只是感受了一下城市的高楼生活,以及在表哥下班后,和他拉了几句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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