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案件：责任认定易 司法救济难【3】

　　胜诉可能也难实现预期效果

　　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关晓海看来，冒名顶替案的判决难点之一，在于对冒名行为的定性。

　　他曾分析一起案例。一个刘姓青年原在河南省某镇政府工作，后来离开单位前往南方打工。刘某家人认为岗位“轻易放弃甚为可惜”，便托关系安排刘某的弟弟刘二顶替其上班。三年后，刘二被人举报“冒名顶替参加工作”。

　　关晓海说，刘二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但法院审理认为诈骗罪并不成立。原因之一是，“行为人实施诈骗的主观意图是为了骗取财物，而刘二主观意图是顶替哥哥上班”。

　　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教研室副教授韩强认为，冒名顶替案的性质可分三个层次。在民法层面，冒名顶替无疑侵犯了被冒名人的姓名权；在刑法层面，如果利用冒名顶替从事诈骗活动，则可能上升为犯罪行为。

　　“再提高一个层次，比如‘齐玉苓案’，它可以认为是一个宪法问题，被侵犯了受教育权或者某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权利。这是一种宪法性权利。”韩强认为，对冒名顶替行为的定性，可能具有不同层次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

　　关晓海告诉中国青年报，以“齐玉苓案”为例，受教育权被侵犯的赔偿请求应该得到支持，但判决的难点在于如何确认赔偿数额。“根据民事填补损害赔偿原则，判多少才算填补损失呢？法官很难准确判定具体损失是多少。一方面，法官认可当事人权利确实受到侵犯，但另一方面，怎么救济成为了难题。”

　　他坦言，赔偿数额过多或过少，都可能让当事法官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韩强认同这种说法。他说，在冒名顶替案件中，损害赔偿往往属精神损害赔偿，核算金钱较为困难。按现阶段法院的做法，精神抚慰金数额较低，一般不超过10万元。

　　在齐玉苓获得的近10万元赔偿中，精神损害费为5万元，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各占7000元、4.1万余元。涉事学校、滕州教委对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其实，“赔偿损失”仅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之一。常见的救济方式，还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及恢复名誉等。

　　“但是，以恢复原状为例，有些事情可以恢复，有些事情无法恢复。”韩强举例，对于冒名考试的情形，被冒名者能否重考、录取资格能否重新分配等问题很难认定。尤其一些国家考试，更不太可能专门为某个当事人进行一次“恢复原状”。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法律承认它是侵权行为，但是提供的救济手段不充分。”韩强说，哪怕受害人获得胜诉判决，距离其希望的救济结果可能还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