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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个别举证的说服力不足
著名教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指出：“武昌高师在办了15年改名为武汉大学后，才开始逐渐有了将校史往上追溯的说法，而且越到后来武大人说得越多，这有点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历史层累理论。”事实上，“在武昌高师筹备过程和批准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师10年办学历程中没有人说和自强学堂有什么继承关系”。因此，考察一所高校的校史追溯问题，理应主要以该校建校早期的各种原始史料为基本依据，而不应以某些当事人数十年后的模糊记忆或后来者的刻意攀附为据。当事人的回忆固然可以拿来提供参考，但一定要与原始史料记载互相印证，吻合无误之后，方可充分采信。否则的话，就必须对其中的矛盾与差异之处进行充分合理的解释。
如《武大回应》一文中称：
国立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后来曾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王世杰，1978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还说：“武汉大学前身，你们想必都已知道，最早是由方言学堂，而武昌高师，而师范大学，而武昌大学，然后改为中山大学，校址在原来武昌城内阅马场（原文为“厂”字——笔者注）旁的东厂口。”
以上所引史料，是真实无误的。该材料源于国立武汉大学在台校友殷正慈在采访了王世杰老校长之后的一份访谈记录，最后整理成一篇名为《记王雪艇先生谈珞珈建校》的文章。这次采访发生在1978年，此时王世杰先生已87岁高龄，距他离任武汉大学校长已有45年的时间。王世杰在访谈开场的第一句话就说：“关于武汉大学建校的经过，时隔多年，记忆有些模糊。”而且访谈的主题主要在于“珞珈建校”，而不是追溯本校的历史前身。就王世杰上面这句话的具体内容分析，他强调的是“校址在原来武昌城内阅马厂旁的东厂口”，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以“校址”为依据将本校历史追溯到方言学堂的，而如果继续按照这条标准，就无法由方言学堂继续往前追溯到不在同一地点的自强学堂了。事实上，就目前所知，王世杰也从未说过武汉大学校史可以追溯到自强学堂这样的话。
从王世杰先生1929年开始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直到他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我们至今仍未发现他在这段时间里曾经对武汉大学的校史溯源问题发表过任何看法。然而，正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学校校务会议议决以每年10月31日为“本大学成立纪念日”（即校庆日），将建校年代定在了1928年，而没有将武昌高师等历史前身计入建校时间。另一方面，学校每年编辑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其《沿革概要》一文均会先后提及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与武昌高师，但提到前面的这两所学校无非只是为了交代武昌高师校舍的由来，并未明言方言学堂或武昌军官学校即为本校前身，对此，明眼人一望便知，毋须多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立武汉大学的师生校友越发意识到武昌高师与本校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1943年，在王世杰的继任者王星拱校长的任期内，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于修改会章，“将本会会员资格扩充及于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之员生，以收声应气求之实效”。修改后的会章明确指出：“本校校史实肇基于民国二年七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之创立……综计本校成立迄今卅载，虽更名凡五，而传统精神实系一脉相承，故本会名称仍用现名，藉示体系之齐一，免贻社会以畛域之观感，而启校友以亲疏之情绪也。”1944年，学校又编印出版了《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校友录》，将1913年以来的原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武昌大学及武昌中大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校友代表悉数收入校友名单，而这本校友录封面上的书名，正是由前任校长王世杰先生所亲笔题写。
此外，1946年底，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秉麟曾两次发表讲话，一次将本校校史追溯至武昌高师，一次则追溯至方言学堂，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但两次讲话的共同点，都是着眼于强调“武大历史很短”，“今天武大本身的历史，成立才只十八周年”，“迄今已有十八周年的校史”，丝毫看不出什么“源远流长”的意味。而国立武汉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周鲠生，对于本校校史的认知则与学校校友会会章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948年10月31日，他在国立武汉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今天本校举行二十周年校庆，其实要从本校前身，武昌高师算起，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总之，国立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及广大师生校友，对于本校校史的认知既有共同之处，而又略有差异。但综合而论，将本校校史追溯至武昌高师的说法要远多于方言学堂的说法，如果我们对这种堪称主流、而又与大量历史证据完全相符合的观点视而不见，却只孤立地抓住王世杰先生晚年在台湾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更不用说即使这样还不能直接证明本校校史可从方言学堂继续追溯到自强学堂——这样的论证，又能有多大的说服力？
综上所述，《武大回应：120年校史依据充分》一文，完全是一出硬伤累累、错误百出、牵强附会甚至公然造假的“伪论证”，所谓“依据充分”，不过是继续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吴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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