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用經典夯實文化的河床

王富仁近照 李穎 攝

　　王富仁，1941年生，山東高唐人，1967年畢業於山東大學外文系，曾在山東聊城四中任教，1984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成為新中國第一位現代文學博士，此后在北師大執教多年，2003年6月，正式受聘為汕頭大學終身教授。王富仁的主要學術研究方向為魯迅研究、中國左翼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國文化研究，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魯迅研究會、中國聞一多研究會理事。2005年提出“新國學”概念，倡導確立中華文化學術的整體觀念。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在時間之河的那一端，那些經典的詩文和藝術，彰顯著生命的深邃和人性的高貴，吸引著我們一次次地去追溯去探尋。

　　■少年的心靈並不狹隘，對他們而言，並沒有古典美和現代美的差別，並沒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隻有美與不美，真與不真的差別。

　　■語言，最不能賣關子﹔一賣關子，就沒有真情，也沒有真相了。

　　■特約撰稿 杜霞

　　開辟一條穿越古今的心靈通道

　　那些亙古的憂傷、悲愁、豪邁與歡欣，經由這條心靈通道，在現時代又獲得了深摯而真切的回響

　　追溯起來，那還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一個午后。

　　其時，王富仁教授還住在北師大的校園裡，午睡醒來的時光，外面喇叭裡隱隱傳來的一曲二胡，讓他於恍惚蒙?中驀然一驚，不由得盤腿坐在床上，垂首凝神諦聽。他就那麼一直聽著，直到二胡聲止，他還沉浸在那樂音裡，沉浸在那如泣如訴的悠長裡……正是這突如其來的午后琴聲，觸動了學者王富仁內心深處蟄伏已久的古典情愫，讓他返歸到屈原、杜甫、李白們的世界，重新吟詠起那些中學時代接觸過的經典古詩詞……此后，王富仁先生關於古典詩詞名篇的解讀，作為“舊詩新解”陸陸續續在《名作欣賞》雜志發表，后經編輯整理於2003年結集出版，名為《古老的回聲——閱讀中國古代文學經典》。

　　在《古老的回聲》中，無論是對《離騷》中“自我意識”的深入探尋，還是對《蜀道難》中語象、文象與物象的敏銳捕捉﹔無論是在《登幽州台歌》中展開關於時間與空間的追問，還是對《春曉》中心理情緒與情緒感受的把握……王富仁先生都在努力開辟著一條通道，那是一條穿越古今的心靈通道，那些亙古的憂傷、悲愁、豪邁與歡欣，經由這條心靈通道，在現時代又獲得了深摯而真切的回響。該書出版后，受到了廣大一線教師的歡迎，成為“新教育實驗教師專業閱讀項目用書”。魏智淵老師稱其為“一本才華橫溢的詩歌鑒賞之作”。他說本書的兩大特點尤其打動他：“一是作者對詩歌出色的感受力，仿佛擁有了第三隻眼，詩歌的每一條‘葉脈’，都被看得清清楚楚。二是作者在哲學尤其是心理學方面的功底，將詩歌的興發感動之所由，一絲一縷地清理出來，令人嘆為觀止。”今年4月，這本書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使我們有機會再次聆聽綿長、優雅的古老回聲。

　　“古典雖自愛，今人已不彈”，面對文化日益碎片化、快餐化的當下，人們往往會發出這樣的感慨。但畢竟還有些人，他們努力追尋著文化源頭的活水，小心翼翼地開源通渠，試圖讓文明的河道寬闊而綿長，王富仁先生就是這樣的開渠人和引渡者，而這，也正昭示了“經典”的意義和價值。“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在時間之河的那一端，那些經典的詩文和藝術，彰顯著生命的深邃和人性的高貴，吸引著我們一次次地去追溯去探尋。

　　古老記憶深潛於精神血脈

　　大學學的是俄文專業，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喜歡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美

　　杜霞：《古老的回聲》可以說是由一曲二胡聲“意外”牽引出來的文字，讓並非專注於古典文學研究的您，有了這樣一次集中的關於“古典”的表達。記得早些時候您還出版過一本散文集《蟬聲與牛聲》，題目本身似乎也隱含著對鄉土生活的一份緬懷與眷戀，那麼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精神血脈裡潛藏的這份古老記憶呢？

　　王富仁：我愛上文學，是在中學的時候，那時受了魯迅《青年必讀書》的影響，讀的更多是外國的小說和戲劇，大學上的是外文系俄文專業，從研究生階段開始，又轉學中國現代文學，所以我的古典文學知識是很淺薄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就不喜歡或不會喜歡中國古代文學，不意味著我不會欣賞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美。

　　在中學時，我愛上中國古代文學，是從買了一本龍榆生編的《唐宋名家詞選》開始的，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當時讀那些詞作時如醉如痴的感覺，感到特別好的，便背誦下來，特別是其中所收李煜、李清照的詞，當時是首首都背的。背誦最多的還是古代散文作品，《古文觀止》裡的很多篇章，像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李密的《陳情表》、杜牧的《阿房宮賦》、王勃的《滕王閣序》、劉禹錫的《陋室銘》、蘇軾的《前赤壁賦》等等，當時都能背誦。那時我還買過《千家詩》和《唐詩三百首》（喻守真編著本）。《千家詩》中的詩，幾乎首首都能背，《唐詩三百首》中的詩背得倒很少（我不喜歡那個本子）。在中學，還讀過一些中國古代文學的選本，如王伯祥的《史記選》，余冠英的《詩經選》，馬茂元的《樂府詩選》，《李白詩選》、《杜甫詩選》（誰選的，忘記了）等等，《李白詩選》中的詩，背得較多。

　　我高中時有一個朋友，是我的同班同學，我愛外國文學，他愛古典文學，他能很流利地背誦白居易的《長恨歌》，我很羨慕他，便專找較長的古詩來背，所以像《孔雀東南飛》、《木蘭辭》，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夢游天姥吟留別》，杜甫的《兵車行》，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這些較長的古詩，我都能背得出。屈原的《離騷》也曾背過，但沒有全背下來。

　　讀大學后，學的是俄文，但山東大學外文系的學生也有一門必修課《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這使我們這些外文系的學生，也能有一點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知識，聽說這是我們的校長成仿吾的指示。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收藏的為數不多的幾本線裝書，包括《史記菁華錄》、《金玉緣》、《紅樓夢》、《聊齋志異》、《四書五經》等，全讓我父親單位的造反派給燒掉了，但我也手抄了兩本書，一本是王實甫的《西廂記》，一本是曹操等注的《十一家注孫子》。書是從別人那裡借來的，那時不知道以后還會不會出版這些古代的書，所以決計抄了下來。

　　有些人總把“文革”毀滅文化的罪行記在“五四”的賬上，記在魯迅的賬上，這是極其荒誕的。我一生都崇拜魯迅，重視“五四”，但也沒有輕視過中國古代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創造，哪個時代的創造都是寶貴的，隻扼殺別人的創造而自己卻沒有任何有益創造的人在哪個時代都是不值得尊敬的。

　　隻有一方面的知識修養是不夠的

　　在有限的時間中，盡量將中外古今那些有永恆價值的作品傳授給學生

　　杜霞：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專家學者都對全球化網絡化語境下的“母語危機”表達了憂慮，特別是對學校教育中母語文化根脈缺失、活力不足的狀況更為關注。那麼，您認為當下這些古代經典的閱讀，對重新恢復漢語魅力、發展民族語言有怎樣的作用和意義呢？

　　王富仁：“母語危機”是經濟大潮帶來的，這個問題要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得到解決。在人的本性中，母語永遠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因為隻有母語，才是本我的。人在最痛苦的時候，就會用母語呼喚自己的母親。對於一個人，最親切、最美的語言是母語。母語體現的是本能，外語的價值是在現實關系中被感覺到的，是一種有實際用途的語言。母語和外語的這種關系是永遠也不會變的。變了，說明一個人已經失去了自我。

　　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少年的心靈並不狹隘，狹隘的常常是我們這些成年人的判斷。少年的心靈充滿了向四面八方無限展開的願望，所以不會拒絕任何形式的美，任何新鮮的知識和新鮮的沖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對於少年而言，並沒有古典美和現代美的差別，並沒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隻有美與不美，真與不真的差別。這些差別是在我們這些成年人的理性判斷中產生的，是伴隨著各種利益的考量而做出的理性判斷，並且這些判斷是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環境條件而異的。

　　我認為，對於語文教育，首先應該區分雅俗，而不應區分中外和古今。學生在課堂上接受的是極其有限的，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中應該盡量將中外古今那些有永恆價值的作品傳授給他們，使他們能夠盡快進入人類文化的一個更高境界，而不要老是在一個很低的層面徘徊。中國古代的詩詞，較之外國和中國現代的詩歌經典，可能更少一點社會的理性精神，卻更多一些直覺的、自然的美感。中國的方塊字是中國語言文字中所獨有的，它所能夠達到的美的境界也是西方拼音文字所無法達到的，因而也是一種不可替代的美。在中小學語文教育中，它應該擁有一個特殊的地位。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是隻有到大學階段才便於接受的。

　　杜霞：《古老的回聲》受到了一線教師的歡迎，這和您長期以來對語文教育的熱情關注是分不開的，您曾經參與過語文新課標的制訂，也主持過語文教材和課外讀本的編寫，在這裡，能否針對中小學經典文本的閱讀和教學，談一談您的方法和建議呢？

　　王富仁：必須說明，我的專業是現代文學、魯迅研究，古典文學的知識是很淺薄的。對於《古老的回聲》中的這些文章，很難說好。如果說還不是一無是處，那就是我是立於與中小學語文教師平等的地位上說話的，說的是我的真實想法和看法，沒有賣關子。語言，最不能賣關子﹔一賣關子，就沒有真情，也沒有真相了。

　　關於中小學語文教學，我前幾天在廣州語文教育論壇上講了下列幾點意見：1.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是語文教學的唯一目的﹔2.經典性是語文教材的主要特征﹔3.教師是語文課堂教學的永久性主體﹔4.文本的欣賞和分析是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5.學生精神世界的豐富化是學生成長和發展的主要標志。

　　杜霞：現階段，國學、傳統文化日益受到重視，而十年前，您就在理論界提出了“新國學”概念，倡導建立超越性價值標准，把傳統的“國學”概念延伸至現當代，將“參與中國社會的整體的存在與發展的中國學術整體”視為我們的“國學”。“新國學”的提出，源於您對中國學術文化在歷史發展中的經驗得失的反思，源於建構具有整體性、獨立性的“民族學術”的願景，更源於為中國知識分子尋找精神歸宿和文化家園的努力。十年過去了，在這方面，您是否又有新的思考？

　　王富仁：我提出“新國學”這個概念，有一個基本的考慮，即一個民族的文化，總是有分工的。文化越發展，分工就越細密。但是，職業有分工，卻不能陷入職業的競爭。所謂分工，就是都有必要性，都有重要性，不能用其中任何一個重要性，完全取代其他的重要性。在文學上，有中國古代文學，有中國現當代文學，有外國文學，我們的學生，要有各方面的知識，各方面的修養，隻有一個方面的知識和修養是不夠的。用外國文學完全取代中國文學，不行﹔用中國文學完全取代外國文學，也不行。不能總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外一個極端。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文學博士，藝術學博士后）

(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