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在流失,留下的多醉心於“學術”而淡化了“學問”
攻讀中國現代文學博士學位,一旦通過了論文答辯,自然成為了現代文學研究與評論的后備力量。但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吳義勤在翻閱這份一覽表時發現,當前還在一線進行研究的,比例並不高,“很可能這些博士一畢業,就與專業告別了。”
他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就業的壓力一直存在,博士生的數量不斷膨脹,但高校和研究機構吸納博士的比例偏少,所以他們不得不放棄研究,另謀出路。
還有一種可能是現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像上世紀80年代,讀博士那是真的熱愛文學、熱愛學術,而今天不少是基於改變環境、改變身份的需要。因此,對今天的博士們來說,當面臨選擇時,學術被放在第二甚至更靠后的位置。”
對於這份表單,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川鄂的第一印象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論文的選題宏大、視野開闊、注重中外比較,有比較明顯的問題意識。相對而言,新世紀以來,選題的學術視野大都局限在學校書本教育層面上,偏小、偏窄、偏碎,考據多於思辨,知識重於思想,不太探討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現實關懷也比較欠缺。
他認為,這表明現代文學研究的兩種思路:一是現實參與型的“學問”,以文學探究社會現實,希望對當時的文學文化建設有參考、借鑒乃至指導作用,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性﹔一是知識積累型的“學術”,把文學現象進行現場還原,不追求明顯的現實功用。
“從人文學科特性而言,前者充分發揮了文學之於社會、人生的價值,是一種積極的、動態的思辨之學。后者則延續了學術的自然積累,是一種平面的、靜態的考據之學。兩種各有特長,互為補充。”劉川鄂說,關鍵是如今屬於學術積累型的選題過多,更多的博士在論文選題上就過於注重“學術”,而淡化了“學問”。
在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教授孟繁華看來,透過近來的一些博士論文選題,可以初步看出,當下的學術研究缺少“苦悶”和“矛盾”,更無“遲疑”和“迷茫”,因為“知識規劃”已經為這些“學術新鮮人”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學術本來是一條‘通途’,現在卻越來越成為走向個人的學術‘小路’。這種傾向值得深思。”孟繁華總結道。(本報記者 王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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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洪亮的不完全統計,從作家作品看,除魯迅外,其他受到關注較多的作家還有沈從文(28篇)、周作人(27篇)、胡適(21篇)、梁啟超(21篇)、張愛玲(18篇)、老舍(17篇)、王國維(14篇)、林語堂(11篇)、茅盾(11篇)、郭沫若(10篇)。
從時間段來看,“五四”時期是個熱點,共有81篇論文與此有關。另外,有40余篇論文對抗戰時期的文學給予重點關注。
對於地域的文學現象,最突出的是上海,共有38篇。其他比較突出的還有台港澳(28篇)和東北(15篇)。
對西方理論與方法的痴迷也是博士論文的一個熱點。比如“現代性”一詞,在論文題名中出現了70多次。楊紅莉認為,這既說明了西方文論對中國的影響,也表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亟待進一步實現現代化轉換,中國的研究者也需要進一步研究傳統理論,從而發掘其對於現代文學的有效性。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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