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家庭的分岔路口

2017年08月09日08:25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三个家庭的分岔路口

  砖块已经垒到第40层。砖墙后面,一所学校的蓝色大门彻底从人们眼前消失了。这是北方某大城市一所容纳了500多名打工子弟的民办学校。

  学校的关闭与暑假几乎同时到来。6月初的一个下午,当8岁的儿子紧攥着一张“传单”,哭着回到家的时候,李中山正在补觉。

  床就挨着门,跟颜色泛黄的沙发拼在一起。李中山是农贸市场里一家猪肉批发商的屠夫兼送货员,老家在安徽阜阳。每天凌晨两点到中午,他负责把新鲜猪肉送到几个饭店和食堂,下午是他补觉的时间。

  看到“传单”,他立马清醒了。

  那是当地政府“致未获批自办学校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信上说,这所学校没有办学资质,存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教学设施简陋等诸多问题,要对其“全面清理”和“坚决取缔”。

  “为了您和学生的切身利益及人身安全,请不要将学生送到该校就读,否则造成一切损失,责任由您自行承担。”

  7月6日这天,当地下了一场暴雨。学校里的1300多套桌椅,还有黑板,甚至床铺,都被货车拉走。三四辆车在泥泞窄小的土路上折返了60多趟。

  一道砖墙随后砌了起来。墙内除了空荡荡的校舍、五彩斑斓的墙壁、高竖的旗杆,没剩下什么了。

  在这个暑假,家长们必须操着不同的方言,为孩子找到新的学校;而他们的孩子,统统说着流利的普通话,没有一点儿其他口音。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杨萍(化名)的儿子跟李中山的儿子是前后桌。她识字不多,消息还是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念给她听的。家里给这个孩子起名“安稳”,希望他的人生稳稳当当。

  自去年3月从老家山东来到这座城市开始,杨萍和丈夫就在一个地铁站出口的停车场负责看车。角落里的管理处就是他们的“家”,面积不超过4平方米。一张双层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之外,只够放下一把椅子。“家”里没有冰箱,他们需要每天去一趟市场,购买当天吃的蔬菜和馒头。用水要到地铁站里接,上厕所就去附近的公厕。

  杨萍几乎从没光顾过市场里陶玉春的摊位。因为那里是淡水鱼区,“太贵了,买不起”。陶家从安徽到此地做水产买卖快满20年,小儿子正在读五年级,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他每天凌晨1点钟起床,把门前鱼塘里从各地运来的草鱼、鲢鱼、鲤鱼用网捞起,送上鱼贩的车,再拉往不同市场。

  在这个距离市中心近40公里的乡镇,外地打工者形成了一张网络,网上交织着血缘、商业和人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连接村庄的土路上不断驶过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和汽车,在干燥的夏天,车轮扬起的沙尘夹着热浪滚滚袭来。路边的人大多趿拉着拖鞋,男人多数光着膀子,身上晒得黝黑。

  如今,因为一所学校的命运,这张网开始震荡。

  校长胡中宝处于这张网络靠近中心的位置。他那辆破旧的面包车后座上还堆放着一些学生没来得及取走的被褥。胡中宝老家在河南,早年也在外地打工,19年前开始开办打工子弟学校。他的学校没有办学资质,“好几次说要被关”。这一次,他原本觉得有“99%的希望”不会关门。

  他的希望逐渐减弱,一直到7月6日早上,货车轰隆隆开到了学校门口。

  7月6日当天,李中山特意带着儿子去了学校。“为什么要拆我们学校?”儿子带着哭腔问。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叹了口气:“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大雨中,从门外看,只能看到高高的旗杆。孩子眼睛一亮,手抬得老高,“爸爸你看,红旗还在呢,学校没拆!”

  两年前,李中山想过把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送进公立学校。他居住的地方,距离镇上的公立小学不到1公里,走路只要10分钟,可他在大门口就被拦下了。

  “看门的直接告诉我学校名额满了,不让我进。”这个屠夫身材壮实,手上永远缠绕着一股肉腥味。

  同一个市场另一头的水产区,个子矮小的陶玉春根本没走近过那个校门。“人家不认识你,进去找谁说话?”

  在狭小的停车场管理处,杨萍也说了同样的话。

  他们相信这个社会重视“关系和人情”,不愿意徒劳碰壁。他们的许多重要信息来自“听说”,比如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想要进公立学校,需要备齐很多证件,尽管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但他们坚信自己“拿不出来”。

  陶玉春老家发过一次大水,地里的庄稼全淹了。后来他卖过水果、运过木材,最后还是坐上了前往这座大城市的绿皮火车。那是1998年,他清楚地记得一张车票要68元,列车上挤满了“背着蛇皮袋子出来打工的人”。他跟妻子把被子放在过道里,“来个人就要让”,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熬过了一天一宿。

  李中山比他早到6年,同样是挤在车厢里过来的。那年5月,在家里收麦子的前一天,一直“憋着劲儿要走”的李中山终于离开了家乡。大巴车上有40个座位,却塞了116个人,“根本坐不下”。当时只有1.5米个头的李中山被人群夹到了目的地,他带了200元钱,分开装在腰带、裤兜和鞋底里。

  那是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出现了国家最早涉及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安排:“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

  但小学都没毕业的李中山并不在意,因为他是来“赚钱”的。

  刚开始,从没做过水产生意的陶玉春把高利贷借来的本钱赔了个精光,“鱼也丢了,筐也丢了”。这对南方夫妻没想过“冬天这么冷”,靠着四处借钱,才慢慢缓过来。

  过了两年,他们把大儿子从老家接来。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视为政府必须依法保障的权利,明确提出了“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

  他记得自己“填了张表”,就把孩子送进了附近的公立小学。大儿子学习成绩特别好,家里的生意也慢慢上了正轨。那几年,陶玉春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城市。

  李中山也有过快乐的日子。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一家煤炭企业搬运蜂窝煤,每个月能挣260元,那时他每月的生活费大概只要30元。第一次发工资,他跑到地摊上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蓝色的牛仔外套、黄色的毛裤和白色的回力球鞋,五六件衣服里有一半是二手货,但他还是“高兴了一天”。

  那时,他最喜欢趴在墙头看马路上闪着灯光的车流,经常从晚上10点看到凌晨两三点。他还总是特意去坐大楼里的电梯,那些都是他在老家从没见过的光景。

  如果不是一次工伤事故把他的两根手指轧断了一节,这种快乐还将持续好多年。他只待了两年,就离开了。

从繁华地段到城市边缘再到郊区

  这些年里,陶玉春的落脚点一直在变。2003年,他所在的市场被拆了。听说另一较偏的地方有市场在招商,陶玉春把所有家当装上一辆货车,在“非典”期间搬了过去。

  他记得,从那时起,公立学校开始变得“难进”了。大儿子正要上小学四年级,但是公立学校“名额满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2000年到2010年,全国0~17岁流动儿童规模10年间增长率超过80%。许多城市的公办学校却在不断合并、减少。

  陶玉春把大儿子送进了民办学校。199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在《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提出,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

  在陶玉春搬家的同一年,胡中宝开办了他的打工子弟学校,第一学期只招了13个孩子,到了第二年,就到了100个。截至目前,这所学校已经累计接收过1.3万多名流动儿童,用胡中宝的话说,“服务两代人了”。

  两年前,陶玉春把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小儿子送到了胡中宝的学校。但他所在的第二个市场的土地,要被征用建造回迁房,他只好再一次把十几年的家当装进货车,从城市边缘搬到郊区。

  市场摊位后面就是这一家人的住所。除了墙壁是彩钢板,室内跟普通人家没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待了十几年,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一次他搬了六七趟。

  相比之下,杨萍一家是到来最短的。去年3月,他们到达后,没时间欣赏这座城市的面貌,刚下火车,就钻进了地铁。此后的一年多,这家人大多数时间里,生活范围就是地铁站旁的停车场管理处。

  刚来的时候,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3个人根本睡不下。他们捡了一张全部抽屉都坏掉的桌子,又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张双层床。几把椅子也是捡来的,靠背已经断掉。

  杨萍并不知道,在她来到这里之前,国家已经开始“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非本地户籍适龄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进一步提高。打工子弟学校,是这个识字不多的女性,为儿子作出的选择。

从“流动儿童”到“留守儿童”

  李中山记得,在老家每次考试过后,有小孩成绩不好,常有老人念叨:“都坐轿子谁来抬?”

  十几岁时,李中山听了总是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不用抬。”老人把眼一瞪:“轿子还能会飞?”当时的他莫名地相信:“有一天会飞的。”

  几十年过去,40多岁的李中山如今有些动摇。

  他算过,如果要让孩子上公立学校,他每年至少需要交1万元社保,几乎占他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要是能交得起社保,还在这里打工?”他打工受伤后曾离开过这座城市,在温州做过塑料加工,在港口拉过货。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中,他3天等不来一趟活,只能把货车卖了,赔了七八万元。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垂头丧气。听说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做猪肉批发,6年前,他带着老婆孩子又回来了。

  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流动人口呈现举家迁移特点,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夫妻双方一起流动,与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约占60%。

  从家里到学校,走路只要十几分钟。李中山夫妇每天凌晨两点出门前,会在桌上留下8元钱,让儿子上学路上买早餐。儿子怕黑,晚上总是蒙着头睡,李中山不放心,在天花板上装了一个摄像头。每天午夜,在闪着红光的乱哄哄的肉市,在摆着三四把尖刀和生肉的摊位前,他会偶尔在手机上看一眼熟睡的儿子。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早已跟父母不一样了。李中山记得,自己刚来打工时有次买饭,指着馒头用方言说了三遍“馍”,服务员没听懂,他又羞又气,转身走了。而现在,他的孩子回一趟老家“像是旅游”,说着一口普通话,村里其他孩子坐在地上玩,他们一定要坐椅子。一听说要把他们送回老家读书,只有俩字:“不干!”

  回到城市,他们却还是“外地人”。李中山家要跟另一户共用一个厨房;如果不下雨,杨萍都是在室外做饭,一个电磁炉一口锅,油盐酱醋都晾在外边。赶上天气不好,她只能在屋里熬点米粥。用完的锅碗瓢盆都塞在桌子底下,跟孩子的一筐玩具摞在一起,大多是别人送的旧玩具。

  陶玉春的房子算是摊位的一部分,按规定不允许做饭,他的妻子总是等夜幕降临,在门外蹲着炒两个菜。两米深的鱼塘后面升起白烟。菜通常是素的,她特意解释:“孩子不爱吃荤菜。”

  但是等饭菜上桌,他们又与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家庭没有什么区别。饭菜摆在落满晚霞的旧纸箱上,摆在低矮的茶几上,摆在可以折叠的桌子上,一家人总会围在一起。像任何普通人家一样,霞光会透过窗子、门框、镂空的塑料门帘洒进房间的地上。房间不大,但也整洁。“卧室”跟“客厅”会用窗帘隔开,进“卧室”的时候要换鞋。

  学校被关停后,这些原本平稳行驶的家庭仿佛遭遇了落石。暑假是一个缓冲带,但这个假期,每个家庭都必须确定方向盘的转向。

  山东人杨萍和安徽人李中山都打算把孩子送回老家,请亲戚帮忙照看。他们自己“不敢回去”。他们认为留在城市里,给孩子挣出在老家盖房和结婚本钱的可能性更大。

  陶玉春家的土地已经转包出去,连退路都没有。他打算把孩子送到另一所民办学校,但是每天上学来回要花将近3个小时。

  把孩子送回老家之前,杨萍打算带他去看看当地一所名牌大学的校园。以前,常有这所名校的学生志愿者去打工子弟学校上课,孩子喜欢他们。

  坐在停车场的空地上喝着稀粥,她干笑着说,“考上不敢想,就是去看看”。

  那所名校只是个不敢做的梦,现实是,她的孩子即将告别城市“流动儿童”的身份,成为一名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记者玄增星)

(责编:熊守朋(实习生)、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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