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参加高考的学生肯定无法想象 1977 年、1978 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作为 1978 年恢复全国高考之后的首届高中毕业生，比起许多“老三届”和知青而言，自己的确非常幸运（其实，我跳级参加了 1977 年的高考，虽然成绩超过了录取线，但因为“家庭成分”不过关，没被录取）。

刘宏的高考准考证

我当时就读的福建省永安三中，1978 年共有八人考上全国重点大学（包括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大、天津大学等），这在那个小县城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出于对文科的兴趣和对厦门的喜爱（我在中学期间几乎每年暑期都会坐十个小时的慢车，到厦门的舅舅家去住几个星期，对阳光、沙滩和火车向往不已），我的第一志愿填报了厦门大学历史系，并被顺利录取。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的政策，包括我在内的一整代人的命运——以及中国的命运——将完全被改写。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高考考场墙外的大标语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1978 年初，国家的上山下乡政策还未取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仍然是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不可摆脱的选择。家父当时还为我联系好了下乡的公社，为未录取作准备。

除了幸运的时代，当时老师的努力也为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的高考升学提供了许多帮助。相比起今天的情况，那是个纯洁的时代，没有任何非教育和非学术的因素影响师生关系和学校教育。因此，当我们八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食堂为老师们举行简陋的“谢师宴”时，我们送给永安三中的锦旗写的是 :“欣喜新苗出土逢甘霖、深感园丁辛勤育苗情”。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

本文节选自全球化智库CCG图书：《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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