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大学时代摄

我的开放人生，从1977年的高考开始。

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父母都在铁路部门工作，从小也随父母辗转在三线建设的工地上。我父亲是浙江桐庐分水人，今天属于杭州市。听父亲讲宋代分水曾经出了17个进士，竟有16个出自王家。我母亲是湖南人，出自一个书香世家，她的曾祖父欧阳厚君，曾是湖南岳麓书院最长一任山长。我从小在家就受到父母对我很大的影响。我还有个弟弟王辉进，也是77级毕业生，很早出国留学，与钱颖一和海闻等曾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发起人。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

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看书灯芯都不能挑大了。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我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而不是农民老乡的10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

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

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秆，烟熏火燎，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常常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同时我也在想，先进的国家都是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而不是把城市人口变成农村人口，我坚信这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我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除了每天坚持读书以外，我还每天走三四里地去公社取我订的《参考消息》，每天晚上还要坚持收听英语广播讲座，听完了四川台英语讲座，接着就收听贵州台、云南台。

1977年10月12日晚，我在农村的小茅屋中，听到公社专线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国家正式恢复在“文革”中被中止十年的高考制度，12月份就要高考。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于是我赶紧翻出我的数理化图书，复习起来。但是发现短短的两个月的复习时间根本无法弥补没有过的系统学习，于是我依仗我爱读书的文科功底，特别是我多年坚持自学英语的基础，报考了文科。

高考的日子到了，我在1977年12月的冬天里，赶了30里地，去到镇里的一所中学参加高考，两天考下来，感觉要烤焦了，感觉没有考好。但是多年的积累还是派上了用场，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了，人生就那么关键的几步，关键时候要能够冲的上。过了一段时间，公社送来了体检通知书，我又骑车60里路去金堂赵镇医院参加体检，过段时间又乘大巴去成都参加外语学院的口试，最后还有一次和广外老师的面试，真有点过五关斩六将的感觉。

1978年2月的一天，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天感觉邮递员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抓起家里的自行车，在成都大街小巷狂奔起来，还不敢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本文节选自全球化智库CCG图书：《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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