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习本课堂”的教学实验

2017年04月21日11:06  来源:中国教师报
 
原标题:习本,课堂的革命

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一项被专家称为“本土化、原创性、草根性”的教学实验——“习本课堂”已经不声不响进行了4年多。在改变传统课堂“基因”的同时,它很可能引发一场课堂教学的深度变革。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课堂教学实验。

4年多来,它仅在深圳市罗湖区6所小学、2所中学的部分学科和教师中开展。实验很“低调”,在媒体的曝光率不高,真正了解的人也不多。

作为实验的创建者,罗湖区教育局副局长刘荣青不愿用行政手段“大力推广”实验。“我们一直在慢慢地往前走,是以谨慎、严肃、科学的态度,不是想赶紧放个‘卫星’。”刘荣青对记者说,“教育是高风险行业,搞错了可能会耽误一代人。”

谨慎并不代表不自信。这项实验被称为“习本课堂”。顾名思义,它来自于刘荣青的基本主张,“无论是传统的‘以教为本’还是后来的‘以学为本’,都没有抓住教学的本质,课堂教学应该‘以习为本’。”

从这一主张出发,习本课堂改变传统课堂的教学流程和结构,创造了基于“互联网+”的课堂教学新范式。

而实验真正改变的是课堂文化与价值取向,是传统的教学生态。

“这是一场本土化、原创性、草根性的教学实验,源自于教育理论的创新。”教育信息技术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认为,“它代表了一种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的教学方式变革”。

据了解,就在2016年底,习本课堂作为一项教学改革模式被写进了深圳市罗湖区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突然不会上课了

记者对习本课堂的第一印象,是从一节教学研讨课开始的。即便是作为旁观者,记者仍能从现场感受到一种“无法预约的尴尬”。

执教这节研讨课的是罗湖外国语学校初中部教师潘隆美,教学内容是初二物理中的“浮力”。

按照潘隆美的布置,学生们已经完成了“课前习”,包括学习教材、观看微视频、自主设计浮力实验等。这些任务由学生在家完成,然后将学习结果及相关照片、视频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

“这是习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一大区别。”刘荣青解释说,“教师通过课前习收集学生的学习反馈,了解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以此为依据设计课中习,即课堂教学方案。”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学生的课前习结果一目了然:全班53个学生都完成了习教材,其中41个学生留下阅读痕迹或学习心得;34个学生动手设计了小实验并上传了实验照片或视频;35个学生提交了学习疑惑。

潘隆美对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应用已相当熟练,她根据每个学生的反馈情况,有针对性地设计了课中习,将学生按学习程度分组,分配难易不同的学习任务。

这样的设计似乎很科学合理,没想到在教学研讨时却受到大家的诸多质疑。

“你的这个数据是怎么得出的?跟其他数据有什么联系?哪些数据能支持你的课中习设计?”刘荣青首先“发难”。在他看来,这些数据不是抽象的、碎片化的,而是反映出一个个鲜活的、个性化的学生。

大家的思维慢慢被激活了,问题开始一个接一个抛出来:课前习是否设计得太“满”了?课中习的教学目标是否合理?如何兼顾不同程度的学生?哪些学习任务适合当堂展示?

整个研讨过程中,听不到什么客套话,有的问题很尖锐,一点不考虑听者的感受。研讨结束,原来的课中习设计被说得“体无完肤”。记者看了一眼潘隆美,她倒是神色如常。

走出研讨教室,一位青年教师忍不住小声嘟囔道:“天啊,听了大家提出的问题,我突然好像不会上课了。”

“这很正常。”刘荣青说,“没有争鸣,没有质疑,甚至批评,怎么能叫研讨呢?”

对此,物理教研员谭振兴已习以为常:“这是一种研究课,不是显示你有多优秀,而是贡献智慧,让这节课变得更好。”

一天后,潘隆美的课中习在学校电教室举行。她的教学设计明显有了新的修改,分组更细致了,小组学习任务也有所变化。“我给优秀学生设置了高阶任务,并让他们做小老师,帮助其他组同学,从而增进他们在课堂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课堂上,潘隆美巡行在各小组间,偶尔凑过去进行指导。

“在习本课堂上,你如果坐在后面听课,可能什么都不明白,因为老师讲得很少。”刘荣青说,“必须走到学生身边,甚至是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才会有所收获。这样一来,有10个人听课,就好比课堂上多了10个助教。”

的确,只有走到学生身边才发现,初衷良好的课中习设计,在学生操作时还是会有新问题暴露出来。

“有的问题我也没想好,暂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就放在课后习的环节,让学生自主解决。”潘隆美坦言。

从课前习、课中习到课后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习本课堂教学链条。学生们通过课前习,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又通过课中习产生了新的问题,进入课后习。

毫无疑问,与传统课堂封闭的时空、固定的目标、刻板的教学方式相比,习本课堂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时空更开放,目标更多元,方式更灵活……

但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习本课堂上,你不可能上出完全相同的两节课,因为你面对的学生是不同的,就像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刘荣青说。

学而时“习”之

在参与习本课堂实验前,潘隆美已有20多年教学经验。“传统课堂里,越教越困惑。大班额情况下,怎样兼顾每个学生的发展?我希望找到更理想的方式。”

但一进入实验,潘隆美困惑地发现,经验反倒成了她的负累。刘荣青经常提醒她,你的课堂不要“设计感”太强。

这其实也是许多教师感觉“不会上课”的原因。

“刚工作时,我理解的好老师,就是能写出一份完美的教案,然后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地讲给学生。”青年教师惠振伟说。也因此,第一次观摩习本课堂,他真的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教师和学生们在干什么。

归根结底,教师们的这些困惑都说明,习本课堂不仅仅是改变了课堂教学的程式,而是确立了一种新的课堂价值取向,需要教师彻底更新观念。

这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习本课堂的理念探索,浸透着刘荣青30多年的教育实践与反思。

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一位优秀地理教师,刘荣青下海到深圳,曾创建深圳第一个多媒体教室,开发全国最早的地理教学软件,在学校建立多媒体地理园……对开放性教学环境的关注,使他的教学观念逐渐从关注“教”转向关注“学”。

尽管如此,实践中仍有许多解不开的困惑。

习本课堂的理念,刘荣青最早提出于2008年,有这样两件事引发他的思考。

当时,担任深圳市翠园中学校长的刘荣青,推出了“限时限量,全批全改,分层分类”的作业改革,学校的教学业绩一下子大有起色。

“但问题是,你会发现,学生很会考试,却不知道知识是怎么产生的,只会背答案。”刘荣青反思说。

让他记忆犹新的另一件事是学校当时引进了一套国际课程,意在培养学生潜能。起初,学校聘请外教来教,学生很不适应,于是改由外语不错的中国教师教,出乎意料,学生成绩居然比外教教的时候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刘荣青很快找到了原因:“应试训练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优势’。”

这个结论让刘荣青啼笑皆非,他清醒地意识到:“光有好的课程,课堂不变是没用的。必须变革课堂的‘基因’,促使课堂结构发生转变。”

也就是从那时起,“以习为本”的观念开始在刘荣青的头脑里萌芽。“我认为,课堂结构包括三要素——教、学、习。不能只关注知识的传递,还要关注知识的习得与内化。”

人们一般习惯将“学习”当作一个词,但在刘荣青看来,“学”和“习”应该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他常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就像吃饭,‘学’是把食物吃进嘴里,‘习’则是将食物在胃里消化、吸收并同化。”

可是,这是否只是牵强附会的理解呢?善于学习的刘荣青开始钻研现代教学理论的发展演变。

几年前在上海,刘荣青见到了学习型组织的创始人彼得·圣吉,特意向他请教课堂理论的由来。彼得·圣吉说,其实很简单,课堂就是车间。

仔细琢磨这句话,刘荣青心领神会,传统课堂就像车间,它伴随班级授课制而产生,特点是统一化、标准化、规模化,是为满足机器大生产时代对人才的需要。审视时代背景,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面对海量知识信息,教学必须服务于个性化、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一个‘以习为本’的时代来临了。”

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曾发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喟叹。从中国传统的教学思想中,刘荣青找到了思想根基。“‘以习为本’的观念,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一直存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耐人寻味的是,2012年9月,教育部在深圳举行了一次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论坛,时任翠园中学校长的刘荣青作为全国6位校长代表之一,在论坛上做了《以“习”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变革》的报告。

“可能那时候,我讲的内容还离大家太远,引起的共鸣并不大。”刘荣青笑道。

当时在场的听众里,罗湖区锦田小学校长薛端斌是少数“听懂”的人之一。“当时心里一喜,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课堂。”

虽然至今薛端斌仍谦称,他对习本课堂的理解不过是十之二三,但从那时候起,锦田小学就成了习本课堂实验校之一,坚持至今,越做越有滋味。

“没有问题”才是大问题

4年前,在开始习本课堂实验前,锦田小学曾面向师生和家长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让教师们深受触动。对课堂教学,孩子们投赞成票最多的三条希望依次是“在小组里有更多交流机会”“让学生多讲一些”“多给自己一点思考时间”。

“一句话,孩子们表达了他们最强烈的愿望——我的课堂我做主。”薛端斌感慨道。

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心愿,学校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始了习本课堂的实验探索。

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过程。时至今日,学校在实验过程中不断遇到问题,又努力自己找到答案,用教学副校长包乐美的话说,他们一直在“自问自答”。

比如,仅仅课前习这一项,教师们在实践中就遇到过许多问题。

一开始,教师们都不理解,到底什么是课前习?怎么兼顾基础性知识与拓展性知识?怎么把握课前习的知识性与趣味性?

这些问题成了集体教研的主题,教师们一边研讨,一边尝试,很快弄明白了,课前习应关注学生可自学掌握的基础知识,同时又要有趣味性,能引发学生提出问题。

一段时间后,新的问题又来了:课前习怎么推送给孩子?孩子有了困难怎么办?课前习完成后怎样进行交流分享?

教师们集思广益,一个一个想办法解决:建立班级微信群,便于孩子们学习交流;自主开发微课,在群里及时推送给孩子们;加强学习小组和学习共同体建设,让孩子们学会交流分享。

再后来,教师们的思考更加深入:课前习的量怎么确定?怎样把握课前习与课后习的区别?课前习的收集反馈怎样更高效?

问题催生了学校新的改革:研发在线作业系统,编写知识能力训练手册,尝试小组合作批改作业……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们越做越深入,越做越有兴趣,教育教学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上学期的一次习本课堂教学实践,让英语教师刘文静深受触动。“英语教学的一大难点,就是怎样通过语言的输出训练,增进学生的语言习得。”为此,刘文静设计了一次新颖的教学活动——用英语介绍自己喜欢的卡通角色。

孩子们的热情,远远超乎刘文静意料。那个周末,孩子们都忙得不亦乐乎,有的小组竟然忙到凌晨。那几天,刘文静和孩子们互动热烈,仿佛一直没分开过。

完成了这一课前习任务,孩子们对课中习也充满期待,在配音的过程中,他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知识性问题,有角色理解问题,还有对教学的建议。各小组把问题制作成思维导图,在课堂进行了一次精彩分享。

至今提起这节课,孩子们仍津津乐道,希望开展更多这样的教学活动。刘文静从中得到启示:“在教学中要有用户思维,知道孩子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才能达成习本课堂习得、习惯、习性的要求,实现教学育人。”

对教师们来说,这也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观念转变,就是善待学生的问题,正视学生的问题,把问题变成教学资源。

“如今的教学,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变成发现学生的问题,解决学生的问题,课堂教学必须基于学生的需要。”罗芳小学科学教师叶萌说。

有这样一件事,让叶萌印象深刻。在讲“电和磁”一节时,以往的教学安排都是先讲电学,再讲电磁反应。没想到,一次在做电学实验时,一个学生惊喜地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这可怎么办?以往碰到这种突发事件,叶萌多半是不予理会。但看到学生一脸兴奋,她当即改变主意,表扬他说:“你真棒,居然发现了老师还没讲到的内容。好吧,下面我们就研究电和磁的关系。”

这件事让叶萌学会了如何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问题及时优化教学,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珍视学生的问题,呵护学生的好奇心。

“实际上,在习本课堂,学生没有问题才是大问题。”罗芳小学数学教师李雪丽说。

不重评价是最好的评价

“对我们这样的学校来说,习本课堂真正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东昌小学,该校教学主任邵嫦娥告诉记者。

东昌小学地处罗湖区边缘地带,旁边就是农贸批发市场,家长多是小商贩。“我们曾做过调查,大专以上学历的家长不到30%。”邵嫦娥说,“学生以外来务工子弟为主,放学后还要帮家里卖菜,学习习惯很差。”

几年前,听说了习本课堂实验,东昌小学校长叶雄雁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每次有培训或研讨,我们全校教师都参与。上学期,学校内部的习本课堂教研活动就有20多次。”邵嫦娥说。

面对这样的家长和生源状况,习本课堂让教师们找到了适宜的教学方式。“我们班建立了微信群,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英语教师杨丹萍说,“我经常录制一些教学视频或录音,在群里推送。学生们也会在群里进行学习PK,家长看了纷纷点赞。慢慢地,关心学生学习的家长越来越多。”

几年下来,东昌小学的变化有目共睹,今年区里举行教学大赛,东昌小学9位教师参赛,全部获奖。

“习本课堂给我们这所薄弱学校带来了更专业的教育生活方式,也真正促进了教育的公平发展。”邵嫦娥深有感触地说。

任何一项教学改革,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改革效果如何?究竟给学生和教师带来什么变化?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刘荣青的态度却出人意料:“到目前为止,在习本课堂实验中,我们尽可能淡化评价,或者是不评价。”

在刘荣青看来,习本课堂虽然已开展4年多,但还处在探索过程中,只有淡化评价或不评价,才能让大家抛开功利,以更纯粹、本真的态度参与到实验中。

同样,当记者向实验学校和教师们求证,他们都坦然相告:“目前仅从成绩来看,参与实验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差异并不大。”

应该说,作为一项大数据支撑下的教学改革,实验效果还需要更长时间、更有说服力的数据作支撑。

但是,教师们从学生身上发现了更多无法用数据衡量的变化。

“在习本课堂,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学生变得更团结、更大气了。”锦田小学郝田媛说。

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让郝田媛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那天中午,班里的值日生迟到了,她当即进行了批评,没想到值日生所在的小组长放学后气冲冲地来找郝田媛,递给她一封长长的信,里面写道:“老师,我们认为您做得不恰当。您没有了解值日生迟到的原因就提出批评……”

读完这封信,郝田媛赶紧把值日生叫来询问。值日生说,中午碰到一位客人来学校办事,找不到办公室,虽然快迟到了,还是选择了为客人带路。

听完此事,郝田媛心头一热。第二天,她在班上郑重地向值日生道歉。

“以前学生可不是这样的,遇到问题习惯抱怨,现在他们更像一个团队,特别友爱。”郝田媛激动地说。

在这样的事件背后,悄然改变的还有师生关系。

“学生和我的沟通明显多了。他们碰到问题会随时打电话给我,有的干脆跑到我家里来。”潘隆美说。

这几年,尽管对于参与实验的学校和教师,区教育局既没有激励措施,也不评价优劣,但如今愿意加入实验的教师越来越多。

而在刘荣青心里,如何评价这项教学实验,他有着更为宏大的心愿:“新课改以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国外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其实,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勇气推出一批本土化、原创性的教学改革理论和实践。”

曾有人建议,将“习本课堂”改称“中国版翻转课堂”,觉得这样更有吸引力或影响力。但刘荣青拒绝了:“我们不愿意借名或贴标签。更重要的是,翻转课堂是课堂程序的调整,是线性的;习本课堂是课堂结构的重建,是立体的。两者就像石墨与金刚石的区别。”

找到课堂教学改革的“中国表达”,是刘荣青努力追求的。

“习本课堂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教学方式变革,但绝不是唯一的方式,我们期待有一批能代表中国课堂教学改革的经验成果与国际对话,参与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 刘荣青强调说。(记者 白宏太)

(责编:邵京京(实习生)、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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