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了站台，就像是经过多次演练一样，拖着书包的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往东边和西边分散，轻车熟路地沿着不同路线朝车厢走去。

　　列车员和老师配合默契，他们分工合作，一人擎着后背，一个人护着胳膊，将低年级孩子托举到车厢上去。初中生飞快地往车厢里跑，老师大声喊着：“慢点！慢点！”

　　这次集体回家的学生占了将近4节车厢，两排行李架上横竖堆满了花花绿绿的、印着米奇或者机器猫图案的书包。

　　每次给这些学生买往返车票，是一件耗时且需要多人配合的工作。常年负责买票的老师魏刚说，买票时间通常从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3点。他们早早去售票厅占一个窗口，掏出一沓学生户籍卡复印件，漫长的售票工作开始了。他们特意在售票窗旁边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为不耽误您买票，请去其他窗口购买”。为了尽可能买到连票，以免别的乘客插进来，他们要一直占着这个窗口，中间换班吃饭。

　　小学生集体制造的喧哗声，给车厢之间划出无形的分割线，其他车厢相对沉闷的气氛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低年级学生中间坐着几位年轻女老师，她们时刻盯着小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学生有的急着要上厕所，有的会将瓶装水洒一地，还有人吵着要吃火腿肠但撕不开包装袋。

　　小学四年级以上就是高年级。11岁的许思佳今年上五年级了，在一片孩童的喧闹声中，她显得有些沉默。她从老家河北邢台转来衡水刚一年，几天前还因为想念老家的爷爷哭了一次。和许思佳一样，部分孩子是从老家转到衡水来的，从一年跟父母见一两次的留守儿童，成为每月跟父母见一次的外地寄宿学生。还有些孩子是从北京转学来的，他们过去一直待在父母身边，在北京上过幼儿园，小学时去衡水插班。

　　刘建哲是在儿子黄庭远上小学四年级时，将他从北京转学到衡水的。这次放寒假回家，黄庭远被父母开车接回河北邯郸姥姥家。

　　这些将孩子送到衡水上学的父母，在北京有着不同的工作，有的做生意，卖服装、水果或者装潢材料，还有的在单位食堂做厨师，也有在中关村跑业务的。有人买了车，还有人在北京买了房。

　　无论经济条件乃至社会阶层有何差异，他们都是统计学意义上北京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中的一员，没有北京户籍。

　　许思佳3岁时成为人们常说的留守儿童，父母去北京打工，把她留在农村家里由老人照顾。在这对年轻的打工父母眼里，“女儿的教育问题很重要”。他们嫌村里学校不好，把她送进镇上的私立学校。

　　后来，孩子学习变差了，“家里老人也辅导不了”。家人还发现，自小活泼的许思佳变得不爱说话，性格越来越内向。

　　这对在快递公司上班的农村父母，决定给孩子换个学习环境。孩子妈妈回忆说，“当时听别人说在北京上学需要五证”。她所说的“五证”，包括本人在京暂住证、务工证、户口簿、老家无监护人证明等手续，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北京上学的必须门槛。

　　一位学前班就把孩子送到衡水的母亲坦言，“小孩儿出生在北京，户口一直在老家没上好，不能在北京上学”。

　　一些对“五证”要求不严的打工子弟学校敞开大门。不过，北京曾经集中关停过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相关部门称是因为这些学校违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师资力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更糟糕的是，有些孩子上了打工子弟学校以后，因为学校属于违法办学，他们也没有取得学籍，成了“黑学籍”。按照全国统—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学籍相当于每个学生的“教育户口”，升学和转学都得带着走。

　　孩子上着学成了“黑户”，意识到麻烦的家长们会很着急。衡水英才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说：“经常接到家长的电话问，孩子在北京上学被‘黑’了，没有学籍能不能转来？”

　　去年，许思佳的父母打算给孩子准备“五证”，还忙着找学校。但是，她又很无奈地说：“我们糊里糊涂的，也没什么关系，去哪找好学校呀？”

　　后来，许思佳的妈妈听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说，“把孩子送到衡水去上学”。在衡水英才学校，不少学生之间是亲戚关系，有亲兄弟姐妹，也有“舅舅家的侄女”或者“姐夫哥哥家的孩子”。

　　“我心想，送到衡水去，每个月都能见到一次，总比留在家里一年只能见到一次要强吧。”这位母亲似乎找到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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