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词儿”背后的时代记忆【2】

　　不过，并不是每个词都能引起人们共鸣。一些特殊年代产生的词语已经被抛弃，滞留在历史的缝隙里。一个作家朋友给唐建光提供了一个词，“反复旧”，把这个历史杂志主编都难住了。“天哪，我完全没听过。”他对朋友说。后来他用这个词考一个“80后”女生，对方说这是“困难时期反复穿旧衣服”的意思。实际上，这是“文革”时一项政治运动的简称，“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

　　“仅仅过了五年、十年，下一代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唐建光感叹。这种被词语绊住脚的情况，在担任《看历史》杂志主编时他也遇到过。那时，编辑部经常会为文章里一个词要不要加注解发生争论：太简单的词加注解显得低估读者智商，不加注解又怕读者看不懂，有的词连年轻的编辑都不知道，更别指望普通读者能理解了。

　　“当时我就觉得，这在中国是个特定的现象。最难理解的是这些词语，最有特色的也是这些词语。”唐建光说。

　　大陆年轻人都不知道的这些特殊词语，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年轻人就更陌生了。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网站上，有一个专门为修读《中国社会》课程的同学设置的“词汇索引”，里面收录了“老三届”、“四类分子”、“臭老九”等词，并加以解释。

　　“没有这个词汇表，就会妨碍你去理解那个时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助理主任熊景明说。

　　上世纪70年代末，熊景明刚从内地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时，就发现当地出版的论文集，特别是英文论文后面都要附录一个词汇表，里面收录的词大多就是她很熟悉、但在词典上查不到的政治专用词汇。

　　“比如‘三反五反’，比如跟‘肃反’有关的，什么‘交心’啊‘背对背’啊，现在大家听了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这就是时代的隔膜。我们应该做一点努力，让人们看到这个民族和国家怎么走过来。”她说，“那些词儿随时代远去，那些事儿不可以忘记。”

　　近年来，熊景明和作家林达一直在收集民间历史资料，因为“每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经常会有一些内地的老人把自己的回忆录寄给她，他们宁愿把自己的一生讲述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听——孙辈们已经不相信他们的故事了，往往还没讲两句，孩子们就不耐烦地说：“爷爷，你老糊涂了吧？”

　　很多历史的密码就隐藏在词汇中

　　第一个被正式写进“中国词儿”这本词典的，是“政审”。《现代汉语词典》也收录了这个词，但不会收录它背后的故事。在那本权威的词典里，关于“政审”的解释只有四个字，政治审查。实际上它对人的影响远比这个略显苍白的解释复杂。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文革”时期曾在上海一所中学的“材料组”里进行过10年的政审工作，他经手的政审表格让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葛剑雄是第一个坐在“中国词儿”的摄像机前讲述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在他看来，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词认识中国。

　　几乎同一时期，另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个词而改变。那时，每个人都要填写自己的政治面貌。还是中学生的张鸣记得，一个同学拿到表格时在里面填了三个字，“长方脸”，并且用小字在旁边注释，“大眼睛双眼皮”。

　　张鸣被逗乐了。可很快，他就体会到表格背后的沉重。1974年，张鸣被告发对“文革”有非议，通报批评，发配到连队养猪，后来报考北大中文系也没有通过政审。第二年，这位后来的历史学者考进“政审相对松一点”的黑龙江农垦大学，可学校秘书一直对他很是冷淡，集体活动也不让他参加。很久之后，这位秘书才告诉张鸣，因为“你的政审是班里几个人中最差的”。

　　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刚刚拍摄完葛剑雄的唐建光跟张鸣提到“政审”这个词。“我就是被政审扒拉下来的啊。”张鸣讲述了记忆中的这段往事，和葛剑雄一起丰富了词典外的历史。

　　“其实很多历史记忆都是共通的，词语既是每个人的记忆，也是同时代人的记忆连接。”唐建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