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烽：高考改革不是简单的考试改革 是一场体制改革【2】

高考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体制改革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按照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

如果说“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是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提出的要求，那么“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则是体制上的设计，调整的是各个主体的权力和责任。

“高考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体制改革。”王烽说，在考试类别和科目、评价标准和方式、录取方式改革的大方向确定后，政府、高校、考试机构、学生自身责权必须调整，才能支撑着改革健康地走下去，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些目标。

王烽说，学校主导的多元评价标准的建立，意味着高校招生工作中综合评价重心的转移，即由以考代招体制下的考试机构和政府招生办公室为主，转变为以高校为主。政府需要调整职能，把制定招生规则和程序、各项考试成绩使用等权力交给学校，自己转而主要负责制定招生基本规范、考试安全和招生过程监督、入学机会公平监测和调节等，对学校招生工作的具体干预将大为减少。高校则需要健全内部招生机构和机制，动用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从事招生工作，并把自身招生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王烽指出，这种权力下移意味着所有学校都有平行招生的权利，而不必等待别的学校挑完之后再招，这就必然要求打破录取批次。在高校自己公布的招生评价标准范围内，学校有权利决定招生结果。“这样，学校与考生之间通过招生宣传、网络平台等沟通，双向、多次选择，一名学生同时获得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等将成为可能。”这意味着，高校之间的竞争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招生办的行政管理色彩将大大减弱，服务职能则需大大加强

“权力调整还会影响其他主体。”王烽说，不同层次的教育考试机构不仅要承担全国统一高考，还要承担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任务；高中学校不仅要负责学生的学习，还要指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选择和组合课程、客观记录学生发展情况，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不同高校的招生要求，有目的地安排高中学习。

过去我们讲放权讲了很多年，但总给人感觉该放的权还没真正放下去，政府还是管理很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王烽认为“泛泛地谈放权是没有用的，只有与具体领域的改革结合起来，放权才能获得有效的抓手。”

“至少提前三年告知公众”

“考试招生改革的阻力并不仅仅在于制度系统和技术细节。推进改革面临的困难，来自观念、能力和实践三个方面。”王烽表示，30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高考制度，国人对高考、对招生公平寄予了太多、太沉重的期待，任何改革计划提出之初都可能处于被强烈怀疑的地位，即使是很完善的改革方案，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并不容易。他认为“改革的每一步都需要谨慎、都要为改革本身加分，容不得出错。”

调研中，王烽发现多数高校对落实招生自主权还没有做好准备。相对于国外一些高校对招生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我国高校这方面的投入少得可怜，内部机制建设也有很大差距。“很多高校还没有意识到招生自主的必要性。如果打破甚至取消录取批次，高校如何才能适应新的竞争局面、如何面对与学生的双向选择，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考试机构、地方招生办也同样面临服务意识能力不足的问题。”

“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如何照顾地方已有的改革，如何在不同地方不折不扣地实施，也是一个难题。”王烽表示，我国各省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目前有16个省全部或部分自主命题，已有的改革进展极不平衡，一刀切肯定不行。他认为，高考改革要以地方、高校试点为突破口，逐步积累经验，有序推开，特别是要考虑教育阶段的周期性，至少提前三年告知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