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自杀免责协议”：悲哀现实催生的无奈之举

昨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9月16日《南方日报》）

虽然大学生签自杀免责协议并非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的首创，三年前在山东建筑大学也曾签订过，当时似乎就曾在媒体上引起一场热议。今天的新闻一出，媒体再次哗然，一下把学校置于风口浪尖上，这实在是现实的悲哀，彰显出学校的无奈。理由有三：

首先，大学与学生签订“自杀免责协议”，没有什么不妥，这与中小学与学生签订“免责生死状”虽然形式相同，但本质迥异。大学生（除极少数的神童外）属于成年人，是有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人，让他们签订“自杀免责协议”应该是合法，是让高中生勇于对自己的言行一种担当，也是学校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契约意识的一种，是为大学生将来步入社会作准备的一种有益尝试——这也许就是学校把它视为“温馨提示”的原因吧。因为，这与交警让驾驶员签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合同，学校与老师签订学校安全责任书是一样的道理。

其次，学校签订“自杀免责协议”可能是一种无用之举，这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所说的“这样的条款并非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一家独有，很多高校都存在类似的‘自杀免责’条款，而实际上此类条款是无效的。”因为，如果学生因情所困、因事所扰，心里想不开，又得不到及时的开导、排解和发泄，而因此走向极端，发生惨剧，到时候公安机关仍然会按照法律处理，而不会因为学校事先签订了“自杀免责协议”而可以事不关已而高枕无忧了。

再次，至所以许多高校明知此举无用却仍然为之？因为当今许多高校曾发生过校园自杀事件，发案原因本是因为家庭原因，有的甚至案发在家里，但一些家长仍然蛮不讲理地与学校对簿公堂，严重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可教育主管部门为了息事宁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拿学校问责，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学校和老师的社会地位，助长了不良风气的嚣张气焰，破坏校方和家长权利的平等态势。为了保护学校的正当权益，校方只得无奈地签订“自杀免责协议”，为的是在悲剧突发时与家长争议时有点发语权。

在此，笔者希望高校加强理想道德和人生观的教育，在学校多开展一些有益的思想工作，多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提倡他们乐观在对待人生，珍爱生命，未雨绸缪把某些学生的自杀、自残动向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更企盼国家尽快建立一个相应保障机制，规范学校和家长的权责范围，为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保障。

（作者系湖南省武冈市湾头镇人，大学文化，中学语文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