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出院士不一定能出大师

学术评价应“以学术为依归，以学术为本位”，力排非学术因素。

　　近日，海归科学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的消息，引起持续热议。同时，人们不由想起，前年年底其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同样引发了众多猜想。

　　对于该事件本身，我不想过多解读，我关注的是：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能否被准确评价？

　　在学术评价比学术研究还要花样繁多、还要如火如荼的当下，问这种问题有点不识趣。但学术人都明白，即使不明白，圣人的智慧和凡人的实践均表明——真正的学术是不能被准确评价的。

　　学术乃至所有智力贡献的准确评价，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精确测量”，是个高技术活。多数情况下，即使技术再高明也无法对某个物理量实现精确测量。关于这一点，英国经济学家古德哈特在1975年发明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某种评价一旦被选择用来作决策时，这种评价就开始失去其价值了。古德哈特定律曾被应用于银行和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实践表明，评价不仅破坏评价过程，也扭曲对评价目标的认识。同样，任何学术评价都会使学术和学术评价本身变味。

　　最近，美国纽约州立石溪大学哲学和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克里斯发表了《测量文化》一文。其中举了两个中国人最能信服的例子，实证了学术“测不准”。例子一，当用标准化考试评价智力时，学校就会开始应试教育，而人们也会把智力看作是学校教给孩子的应试能力。例子二，如果用论文数量来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贡献，那么科研人员将会立马造出一大堆毫无意义的低劣论文，因此这种评价最终不仅不能评出真正的学术，反而会使许多杰出的科学成就被低估。为了弥补纯粹用论文数量评价科研人员的不足，国外研究者又想出了一个试图结合论文数量和影响力的“h指数”，现在被广泛使用。但随着对“h指数”认可程度的提升，对付这种评价的变味招数也层出不穷。从这些例子看来，学术评价也摆脱不了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魔咒：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既然学者的学术贡献不仅不能被准确评价，而且越评越不准，越评越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如此频繁、如此花样繁多地进行学术评价呢？且不说从评职称到评领军、拔尖、将才、帅才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高端人才”，即使对“帽子”、“位子”无欲无求，至少也无法摆脱每一步学术业绩都要被精细地转化成“工分”的命运。仔细想来，不难发现，学术评价的目的竟然是学术功利化。只有功利化的评价体系或指标，才能“精确地”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也才具有引导众多学者对照指标朝着功利方向努力的强大力量。然而，正是源于这种强大力量，越精确的评价越能将学术最终导向远离学术的本质。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究真理。真正的学术，其驱动力是好奇和兴趣，而不是功利。学术评价与学术研究一样，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复杂、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好这件事情不容易。但正如时下学界所倡导的，学术评价至少可以做到回归学术本身，也就是“以学术为依归，以学术为本位”，力排非学术因素。这就要求学术评价这面镜子要具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功能。一套好的评价体系或一次具体的评价结果至少应该要有一种正确的导向：不能让真正潜心学术的老实人吃亏，更不能让以追逐职务、金钱、荣誉、地位为目标的伪科研或半科研人员的争夺得逞。（作者系湖南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