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學“史上最嚴減負令”只是聽上去很美？

　　新華網太原8月29日電（記者王學濤 王菲菲 胡靖國）早上6點半起床，晚上10點睡覺，每天要做2－4頁口算題卡、數學和語文練習冊各一頁，預習課文生字、標注拼音、熟讀課本……

　　“想多睡會覺，想出去玩，不想每天對著作業。”太原市二年級小學生小英（化名）苦惱地說。

　　在中國，不少孩子都像小英這樣從小被過重的課業負擔所困擾。他們小小年紀卻戴一副大大的眼鏡，童年的玩伴不是藍天綠草，而是成摞的課本、練習冊，為了家長、老師口中的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學和好工作不得不埋首其中。

　　為改變這一狀況，日前中國教育部針對《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面向社會征求意見。截至8月29日，此次公開征求意見完成。《規定》提出小學不得留書面家庭作業、規范考試等十項措施，被認為是“史上最嚴減負令”。然而，質疑的聲音不少。

　　“家長當然希望給孩子一個寬鬆自由的成長環境。但在成績決定命運的大環境下，每個家長都不希望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小英的媽媽任女士說，“沒有家長敢拿自己的孩子當試驗品。”

　　針對此次“十條規定”中提到的不布置書面作業，太原師院第三附屬小學班主任王蓉認為這並不現實。“老師每天講一課，如果不通過書面作業鞏固，第二天就跟不上課。況且，如果不給小學生布置作業，那低年級的小學生如何練好字？”

　　另外，規定中提出要規范考試，一至三年級不舉行任何形式的統一考試。不少老師卻說，如果不考學生了，那怎麼考老師呢？據了解，不少學校老師的績效工資中60％是由老師的教學成績決定的。

　　“減負其實是火了課外輔導班，學校裡不讓教的內容，不讓布置的作業，都轉移到課外輔導班了。”王蓉說。

　　事實上，小學生課業負擔重這一現象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為給孩子們減負，社會各界也呼吁多年，國家層面也曾多次出台政策。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教育部已經五次將“重拳”擊向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1988年5月，原國家教委頒布了《關於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可查閱到最早關於減負的規定。

　　1990年2月，原國家教委再次發出關於重申貫徹《關於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要求各地必須嚴格執行先前頒布的規定內容，並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制定實施細則。

　　2000年，教育部頒布了《關於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7條規定包括首次提出小學生學業評價取消百分制、在已經普及9年制義務教育地區堅決落實小學免試升初中等。

　　2004年6月10日，教育部提出新形勢下“減負”的“五堅持，五不准”，在重申先前政策基礎上再次明確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一律實行免試就近入學，不准按照考試成績排隊。

　　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介紹，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發出新中國第一個“減負令”——《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幾十年來，各地的“減負令”多達上百項，可是學生的負擔卻越來越沉重。

　　熊丙奇認為，減負多次難成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制度：義務教育不均衡，存在“幼升小”“小升初”的擇校熱﹔中高考制度改革進展緩慢，考試升學還是用單一的分數標准選拔評價學生。在這種情況下，減負令要求小學不要考試、不要百分制打分、不要排名，只是聽上去很美。

　　河北邯鄲市的一位小學老師王老師告訴記者，在邯鄲市，一所好中學隻收3000名學生，但卻有2萬人競爭，家長不得不給孩子加負。“在這種情況下，孩子4、5點起床，晚上11點睡覺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有40多年教齡的太原市小學教師常崇娥說，從大環境來看，老師、學校、社會都是以分數論高低。除非應試教育體制有變化，不然沒有老師和家長敢不抓緊孩子的成績。“減負不能單純從教學方面著手，需要社會、學校、老師、家長、孩子各個方面共同努力，否則就等於空談”。

　　熊丙奇認為，隻有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緩解擇校熱，改革中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評價體系，學校辦學和學生求學才有良好的制度環境，減負才具有現實可能性。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