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擔從課內轉到課外 史上最嚴減負令解救誰

　　課業負擔從課內轉到課外 教輔材料大賣

　　史上最嚴減負令到底解救了誰

　　減負令后，家長迅速從興奮期進入恐慌期

　　惠惠媽媽最近經常在微信中晒女兒的照片，每張都是惠惠放學后在外面跑著玩時拍的。“現在學校不留作業了，惠惠終於可以玩了。”惠惠媽說。

　　惠惠在北京市海澱區一所小學上二年級。她是2005年8月底出生的，在班裡是最小的。“整個一年級，我們下學后幾乎沒在樓下玩過，”惠惠媽說，“光是那個每天必做的‘黃岡小狀元’就得花一個小時。”這個學期一開學，學校突然不留作業了。惠惠媽終於又看到了女兒開懷的笑臉。

　　不過，這兩天惠惠媽又開始焦慮了。她發現，剛開始那兩周家長們還在每天放學后熱情高漲地組織孩子們一起玩，但是，這些天人越來越少了。前兩天陪惠惠到好朋友家裡去，發現人家孩子的書桌上擺著好幾本練習冊。

　　惠惠媽也馬上跑到了書店，結果發現一、二年級的“黃岡小狀元”早已經賣完了。“我一下子慌了，”惠惠媽說，原來人家已經開始暗中使勁了。

　　本學期一開學，北京市就公布了八條減負禁令，該禁令明確提出了“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作業﹔三至四年級每天作業總量不得超過30分鐘”﹔“小學語、數、外每學期隻能有一次全校或全年級考試”等，因為其規定具體且具有可操作性，被稱為史上“最嚴”“減負令”。

　　但是，當大把的時間擺在孩子和家長面前時，很多家長像惠惠媽一樣迅速從最初的興奮期進入了恐慌期。

　　減負早已不是什麼新鮮話題，多年來，各地教育管理部門不斷出台各式減負政策，但是，孩子們的負擔卻是越減越重，甚至有專家指出，學校負擔多減一分，校外的壓力就會馬上增上兩分。

　　從眼下的情況看，即使是史上最嚴的減負令也沒能走出這個怪圈。

　　老師的暗示 現實的無奈

　　家長不得不選擇校外培訓市場

　　與惠惠媽一樣，趙先生的好日子也沒過幾天。

　　趙先生的孩子在北京市東城區一所著名小學上學，減負開始后，大人和孩子都很輕鬆。但是，不久前，學校召開了一次家長會，在簡要介紹了減負的意義后，老師話鋒一轉，說了下面一番話：將來跟咱們競爭的不僅僅是學校這幾個班的孩子，還有全北京市、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孩子。在這種情況下，孩子不多學點兒怎麼能行呢？

　　“我聽明白了，老師這是一種暗示：學校雖然不留作業了，但是家長不能放鬆，要在課外給孩子補課。”趙先生說。

　　老師的暗示非常起作用。

　　梁女士的女兒在海澱區一所小學上一年級，前兩天接孩子時，一位家長問班主任：“我們要不要買點兒練習冊呀。”這位老師沉吟了一會兒說：“您怎麼做我不知道，反正我給我女兒買了，我們每天都做。”

　　沒過幾天，梁女士發現，這個班裡有家長利用自己的學科特長，開了英語班和數學班。

　　梁女士也給女兒報了課外機構的一對一輔導，每天放學之后有專門的人把孩子接走，對當天的課程進行復習和預習，周末還會有專門的老師給女兒教數學。

　　有人說，中國的家長是典型的“牆頭草”：平時痛恨各種應試壓力，都希望孩子能輕鬆些，但是一旦發現誰家的孩子上了輔導班，或者知道別人家的孩子學了什麼，立場馬上就會搖擺，直到給自己的孩子也報了班為止。

　　“給學生減負是件好事情，如果一般家庭的學生及家長去落實這些措施，得到一個看上去美麗、輕鬆的童年，那麼肯定會有個比較悲催的成年。”在家長論壇上非常活躍的張先生的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家長的心態。

　　其實，“考試”是讓家長們搖擺不定的根本原因。一位三年級學生的家長在學校門口對記者說：“現在輕鬆有什麼用？考試難度沒變，錄取分數線沒變，這麼輕鬆下去‘小升初’的時候怎麼辦？”

　　“減負或者不減負，考試就在那裡。”張先生說。

　　有些家長也很無奈，李女士的孩子正在讀一年級，她告訴記者孩子每天3點多就放學，雙職工家長不方便接孩子，多是老人和課后托管班接孩子，“結果孩子早放學了就是放羊狀態！不給他報個班怎麼辦呀？！”

　　教輔賣到斷貨 輔導班供不應求

　　校外輔導市場順勢火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經說：“每當教育部門要求學校減負，最高興的就是社會培訓機構了，前去報名的家長更加踴躍。”

　　這句話又一次應驗了。

　　自去年以來，北京市出台了史上最嚴的“禁奧令”，不少培訓班倒閉關張，2012年的夏天，成了培訓市場有史以來最冷的“冬天”。

　　不過，這次“減負令”卻似乎又把這個市場“喚醒”了。

　　北京多家培訓機構的咨詢人員都對記者說：“最近咨詢小學生輔導的家長明顯增多。”某著名培訓機構針對一年級的課程一共有150個班，現在，大部分的班額都已經滿了。

　　為了吸引更多家長帶孩子來報名，這些機構紛紛推出了更加適應減負后家長需求的服務，記者聽到一家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這樣對家長說：“學校減負學的東西少了，教的淺，家長可以把孩子送來學課外的延伸課程，因為學校的選拔性考試也會涉及到很多課外的知識。”而另一家培訓機構的咨詢人員則這樣對家長說：“針對現在學校放學早的情況，我們特別免費為一對一培訓的學員提供托管服務，我們這裡會有班主任看班，輔導功課，不限時間。”

　　還有的機構推出了每周兩次的晚間班。

　　記者了解到，這些輔導課程價格不菲，一對一課程的收費是每小時100∼200元之間，15人班次的收費是每課時121元。但是，價格並沒能擋住家長們的熱情。

　　除了火爆的培訓班，教輔材料也在大賣。

　　在首都師范大學門外的一個小書店，雖然店員表示教輔一直都賣得挺好，沒有因為減負出現特別的變化，但是諸多小學都曾經使用過的“黃岡小狀元”練習冊卻已經脫銷了。

　　黃先生在網上給上一年級的女兒訂了全套的“黃岡小狀元”，“平時訂貨一兩天就能送到，現在快一星期了賣家還沒發貨呢！” 黃先生說。

　　學校減負也打了折扣

　　一聲減負令下，家長將孩子們送進了校外培訓市場，課內減下來的負擔，在課外又給加上了。但是，更令人無奈的是，課內的負擔也並沒有真正減下來。

　　“我女兒現在每天晚上還是要寫作業，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幾乎每天都有。”黃先生說，唯一的改變是，以前老師留作業都讓孩子們記在專門的“記錄本”上，現在讓孩子們記在了腦子裡。

　　“而且老師在家長接孩子的時候也會囑咐：即使不留作業也要讓孩子們每天做做口算，背背課文，預習幾頁數學……”

　　很快，家長和老師之間形成了一種約定，家長們會在孩子預習過的書頁上簽上名字，在記錄本上寫下孩子在家做過的作業。

　　“老師雖然在記錄本上不再進行批改，但是會時不時聽到老師提醒那些完全放手的家長：多給其他家長打打電話，看看他們在家是怎麼指導孩子學習的。”黃先生介紹。

　　面對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懷疑減負政策是否能夠真正實施。李女士介紹，其實不讓考試排名的政策早就有了，但是孩子在學校的排名到底怎樣家長們都很清楚，“雖然學校不會採用張榜的方式對學生成績進行排名，但實際上，老師會說今天有幾個100分、幾個99分……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在班裡的排位一下子就能算出來了。”

　　家長和學校之間似乎形成了某種默契，但是這種默契卻傷害了家長和學校與教育主管部門間的信任。這種默契越多，家長們就越焦慮。家長們沒有別的辦法，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孩子加壓。

　　在北京西城區一家小學擔任一年級班主任的張老師說：“搞素質的就怕考試，這似乎是教育的一道死穴。不少起初推崇素質教育的老師在各方的輿論和壓力下，終改初衷，又開始舊調重彈。考試仍然是衡量學生優劣的主要手段，教學成績依然是學校對教師進行量化考核時的一個重要指標。雙方面的壓力讓我們隻能繼續在老路上走，素質教育知易行難啊！”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分析：過去10多年來，教育部門一直試圖通過高考科目的調整、課程難度及考試難度的調整來減輕學生負擔，但事與願違，學生的負擔反而越來越重。問題的根源是，我國高考的錄取制度仍舊實行按照學生的高考分數結合志願進行錄取，在這種制度下，“哪怕高考科目隻考一門，學生的負擔也會十分沉重，”而且考試焦慮會加劇，擔心一有閃失就可能影響終身。

　　熊丙奇說，不顧高考制度對學生成才觀念、家長教育觀念的影響，卻以為隻要課程難度降低、社會機構和家長配合，就能營造出素質教育的環境，顯然只是幻想。

　　“有媒體稱這將是史上最嚴的一次減負令，在我看來，這也是最無奈的一次。”熊丙奇說，如果不打破當前應試教育下的題海戰術模式，十年之后學生負擔重的問題還會存在。

　　一位專家指出，學校教育僅僅是整個教育中的一個環節，當我們僅僅給學校教育減了負，而同為教育環節上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沒有相應的措施跟上，其結果隻能是把其他環節的功能也異化為學校教育。

　　黃先生家住在一所師范大學附近，減負后的一天他開著車帶著女兒在家附近兜了兩圈，希望能找一個書店，讓女兒在裡面看一會兒書，結果方圓幾公裡隻有一個賣教輔的小書店，原來一個挺大的綜合書店已經變成了“稻香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