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改革仍是教育的主旋律。“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成為今年教育部“一號文件”的主題。綜合改革從哪裡入手?從2008年開始,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先后與杭州市下城區、成都市青羊區、大連市金州新區、深圳市南山區、寧波市鄞州區、寧波市北侖區、重慶市九龍坡區等地方政府簽署合作協議,進行區域教育綜合改革實驗。
幾年來,這些“實驗田”收獲了什麼?這“摸著石頭過河”中引路的“石頭”,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啟示一:
“組合拳”打開新局面
當下,異地高考是最熱的話題之一,“圍牆內”和“圍牆外”的利益群體博弈正勁,人們不由感慨:現在,“教育問題”越來越不局限於教育領域了!就拿異地高考來說,牽涉到我國的戶籍制度、社會管理等一系列問題,絕非一個“教育部門”能夠解決。
是的,經過30年的探索,我國教育領域的單項改革已基本完成,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無論是體制改革還是人才培養機制改革,無論是校車安全還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都不再是某個學校、某個部門“一己之力”所能完成。不同群體的訴求,越來越難以用簡單方法應對﹔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實施中有時尷尬地遇到“水土不服”﹔一些“自下而上”的改革,在推動過程中阻力重重……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這有著意味深長的含義,教育領域深層次矛盾逐漸凸顯,教改步入“深水區”,意味著改革的“綜合化”。
“推動教育綜合改革是大勢所趨,從世界范圍來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分別遭遇挑戰和困境后,統攝整個區域的系統改革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和推崇。”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袁振國分析說:“這就要求統籌協調方方面面的力量,協同推進人事制度、管理制度、經費投入制度等的改革,把教育改革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抓。”
綜合改革從哪裡入手?自2008年5月起,中國教科院在全國東中西部選定杭州市下城區、成都市青羊區、大連市金州新區、深圳市南山區、寧波市鄞州區、寧波市北侖區、重慶市九龍坡區7塊“實驗田”,與當地政府共建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為什麼是區縣?袁振國向記者解釋道,行政區層級太大了不好掌控,太小了不解決問題,以區縣為主容易協調,有利於集納各種資源,實現區域推進。
幾年下來,效果如何?以成都市青羊區為例。以前,青羊城鄉教育發展失衡,即使教育部門給予涉農學校優惠措施,但因牽涉方方面面,一個部門總是力有不逮。綜合實驗區建立后,青羊區成立了以區長為組長,教育、財政、人事、發改、規劃、建設等各部門一把手為成員的教育現代化工作領導小組,發改部門將教育現代化建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財政部門保障教育經費投入年均增長近20%﹔規劃部門統籌學校布局調整,確保“住宅小區建到哪,教育服務設施就提供到哪”……
“組合拳”打開高效協作新局面。“2012年,我區義務教育校際均衡差異系數為0.125,均衡化水平居全省、市前列”,青羊區政協副主席、教育局局長李澤亞不無自豪地告訴記者。
啟示二:
集團化辦學輻射優質資源
在基本解決“上學難”的今天,“上好學難”成為新的課題。如何不再為孩子擇校擠破頭?“名校集團化發展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嘗試,是推進優質教育均衡化、平民化、普及化的重要路徑”,中國教科院副院長曾天山說。
“名校集團”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公司,而是以優秀學校為龍頭,對集團內學校實行統一調配管理,建立優質教育一體化辦學的“學校聯盟”。
不久前,杭州市下城區的長壽橋小學50周年校慶現場,阿裡巴巴集團首席執行官馬雲的出現,讓現場一片沸騰。其實,馬雲並不畢業於長壽橋小學,而是畢業於中北二小,但中北二小在名校集團化發展中並入了長壽橋教育集團。
幾年來,長壽橋教育集團經歷了一系列“裂變”,曾先后將多所小學並入,成立了長青、鳳起等校區﹔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長青分校漸漸壯大,更名為長青小學,並從長壽橋教育集團這個“母體”中剝離,成長為一個新的教育集團——長青教育集團學校。新一輪的循環開始了,如同細胞成長分裂一般,這個新的教育集團,又開始吸收薄弱校,將名校的優質資源傳播開去……如今,下城區共組建29個教育集團,涉及90個校區,擴大了優質教育資源,公辦中小學已經實現“零擇校”。
類似的舉措在寧波市北侖區,依托區教育局直屬幼兒園探索幼兒園集團化發展,讓更多孩子享受到了高質量的學前教育,目前擁有6所多元化辦學模式的幼兒園、2個教學點和1個親子中心,在多元與融合中為每個園所的發展帶來了強大動力。重慶市九龍坡區在中學探索實施“1+N”的集團化辦學模式,即1所高完中與3至4所單辦初中結對,在全區中學范圍內培育了6個共同體,促進了城鄉學校在辦學條件、師資配置、學校管理、教育質量等方面實現初步均衡,為義務教育與高中階段教育的有效銜接創造了良好條件。
啟示三:
教師交流均衡城鄉師資
師資是教育均衡的核心要素,當下,“擇校”越來越表現在“擇好老師”上。消除城鄉教育不均衡,需要做許多努力,實驗區通過實踐告訴我們,教師流動制度可以促進城鄉教師深度融合,從而促成優質師資的均衡配置。
在成都市青羊區,通過建立教育資源傾斜機制、校長任職交流互動機制、教師流動機制和評優評獎晉級的導向機制,先后派遣20余名城區學校校級干部到涉農學校任職,全區常年有100多名骨干教師在涉農學校服務。如今,教師在校際間流動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從2008年起,全區已有625名教師實現跨校交流。還有一大批城區學校的優秀教師到三環外學校任職、任教,大大提升了三環外學校優秀骨干教師的比例。青羊區還通過交換、跟崗等模式,不斷提升涉農地區教師教學水平,具有本科學歷的涉農地區教師由5年前的23%提升到現在的87%。人才的順暢流動,得益於青羊“區管校用”的教育人才管理制度,確立了“行政干部能上能下、 教職工能進能出、專業技術職務能升能降”的新型用人模式,實現教師由“單位人”向“系統人”的轉變。
在寧波市鄞州區,大力實施城鄉中小學教師交流,形式包括城鄉學校教師對口交流、鎮(鄉)內教師定期支教、名師巡回講學和帶徒指導、名師論壇、校長交流和優秀校長支教、干部交流等。5年來,參與交流的校長和教師人數已達718人,促進了城鄉教育均衡發展。
啟示四:
國際化發展成為大勢所趨
教育國際化是指在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以培養國際化人才為目標,不同國家教育理念、內容、方法等交流合作、碰撞融合的過程。《教育規劃綱要》指出,“開展多層次、寬領域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提高我國教育國際化水平。”可以說,教育國際化既是當今世界教育發展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趨向。
“有些實驗區積極推進教育國際化,開展國際論壇,開設國際課程,進行學生交流等,其經驗值得肯定。”袁振國說。
7個實驗區中,大連市金州新區定位於“多元開放、國際融合”,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建立友好學校、教師境外培訓、推進雙語教育、開設國際課程等方式,有力推進區域教育國際化實踐。“目前,全區共引進外籍教師300多名,60%的學校開設由外教執教的課程,有26所學校與海外13個國家的學校建立了合作交流,先后有千余名師生赴國外研修學習”,大連金州新區教育體育文化局局長高奇志說。
處在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市南山區推進教育國際化實踐敢為人先。目前,全區所有57所公辦學校都與國外學校締結姊妹學校,22所學校成為國際學校聯盟成員單位,1000多人次的校長、骨干教師到海外進行中短期培訓交流。
教育國際化不是形式,更不是口號。金州新區和南山區的教育國際化,有力促進了學生多元化發展、教師專業化成長、學校特色化建設,助推了區域教育的內涵式發展,成為區域教育創新發展的新動力。
“教育改革實際上是在‘帶著鐐銬跳舞’,改革者受到了既定目標和現有模式的限制,又可以依據自己的智慧和判斷,選擇適合自己的變革路徑,實驗區的經驗值得借鑒。”袁振國說:“當一朵朵注重內涵、科學發展的浪花匯集成一條澎湃的河流時,全國的教育改革發展必將浩浩蕩蕩、勢不可當。”(張 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