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五千多年不间断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和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宝贵遗产和重要精神财富。因此，要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发挥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就应深入研究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探讨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思想和精神基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就必须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尤其是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经验，从根本上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和途径。

在新时代，要解读文明历史，传承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推进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汉字文明研究，充分把握中华文明的根脉，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深化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研究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就已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其范围涵盖现代中国大部地区，早期中国是有中心有主体的超稳定的多元一体结构，是秦汉以后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基础。

商周时期是早期中国文明发展走向稳定成熟的关键时期，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早期中国范围内的各个族群，经过长时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早期中国的思想基础，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并最终促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诞生。

位于河东（晋西南）的汾涑流域，古代文明高度发达，商周时期青铜文明发展尤盛，且独具一格。近年倗、霸、芮、匽、京等两周重要诸侯国遗迹纷纷破土而出，该地区商周时期族群众多，文明兴盛，可见一斑。

江汉流域的荆楚地区，商周时期也是众多族群和文化交融之地，地域特征鲜明，其文明进程和民族融合过程，更具标本和典型意义。南土的汉淮流域和江淮之间的群舒故地，以及黄淮之间，同样亦然。

南土地区自古族群众多，是华夏各民族杂居交错之地。与曾相邻的楚虽号称楚蛮，但本出自华夏，商周时期通过与中原的婚姻和文化交流，逐渐为中原的礼乐文化所同化。春秋以降，楚人融合南土众多族群，由对以汉语古文字为代表的华夏文化的认同逐步形成的共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基础，最终促成其身份认同和归属。商周南土地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记录了当时各族群和文化的交流、融合、认同，以及中原文化在南土的推广和传播，是早期中国族群融合与文化认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在东土和南土夹缝之间的东夷和淮夷，也是商周时期的重要政治力量，文献云“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其对周代历史的发展同样也有决定性作用。地处江淮之间的古皖地区，处于几个文化圈尤其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自古文化自成一格，商周时期更是异彩纷呈，地域特色尤为明显。

南土以鄂、曾、楚为中心的随枣走廊一带和中原以晋、倗、霸为中心的汾涑流域，是商周时期中原和南土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的焦点和核心所在，而南土和中原又是商周文明的核心，对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商周南土地区文明发展和族群融合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础，因此，以商周时期南土地区族群认同为切入点，观察分析早期中国思想基础的形成过程，对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及早期文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定文化自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早期中国也包括西域。考古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皆明确表明，早期西域与中原地区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经由西域的古丝绸之路（或称“前丝绸之路”），将遥远的西方与东方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由西域经河西走廊至中原内地的交通路线，史前时期即已畅通。近年西安栎阳城遗址出土战国秦陶文“高甘来请”的“高甘”即“高昌”，即文献记载的西域高昌，陶文记录了当时西域的高昌国与秦人的交通往来，见证了先秦时期中原王朝或诸侯对西域开发和西北边疆治理的历史，以及古代西域各民族的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过程，表明至迟在战国时期，西域已成为早期中国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唐时期的西域，更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文化荟萃交流碰撞之地，汉唐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治理和开发，实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也是商周中原地区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和模式在西域地区的体现和进一步发展。

西汉中央政府通过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文献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典籍文献在西域地区已广为流行，儒学在当地深入传播，影响深远。唐代在西域设置安西、北庭都护府，对西域实行统辖统治。吐鲁番等地出土有大量《论语》等儒家经典写本，表明当时西域地区建立了与中原一样的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汉文化教育得到推行和普及，当时西域汉文化的深入与普及和内地并无二致。

新近发掘的尉犁县沙堆烽燧遗址出土文书表明，沙堆烽燧戍守将士多来自中原内地，也有“于阗兵”即本地“胡兵”，可见从一千多年前开始，西域先民就和来自中原的将士一起保卫边疆，守护共同的家园，表明长期以来，汉文化在西域已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域地区源远流长。遗址出土的大量实物和文字资料更进一步说明，我们祖国辽阔的疆域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和创造的，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精神也是由各族人民在长期并肩战斗的历史实践中共同培育的。

商周南土和汉唐西域地区族群和民族关系最为复杂和典型，因而商周南土族群认同和汉唐西域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典型的时空特征和标本意义。商周时期南土地区族群认同是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和典型代表，汉唐时期西域地区民族融合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阶段的重要典型，也使商周时期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并进一步巩固发展。以这两个经典的时空坐标为例，从考古学视野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非比寻常的学术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和边疆治理尤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富启示价值。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古文字和考古学等冷门绝学对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研究，加强早期四裔及边疆地区文明进程和族群融合过程及其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的作用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

商周南土文明发展和族群融合的典型案例表明，族群的发展壮大和文明高地的形成最终靠的是文化软实力，是先进技术和文化与社会结构变革的互动。

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创新，是中国早期文明成长壮大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世界各个伟大文明得以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动力源泉所在。既有的社会体系对引入技术的接受、改造和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系想要生长壮大，就必须有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有容乃大，泱泱中华文明，正是在与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基础上，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广泛吸收不同文明的精华而不断融会贯通，长期积累发展而来。同样，在新时期，我们也只有不断增强学习和创新能力，不断进行科技和文化创新并保持领先地位，才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加强汉字文明研究，稳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纽带

考古出土的文物和文字，是科技和文化的浓缩，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晶，是重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弘扬民族文化和复兴中华民族的基石和动力之源。汉字是中国文化基因和传承标志，以汉字为载体的汉语典籍文献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础。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和载体，汉字体系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关系密切，汉字和汉语典籍是早期中国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上古时代，华夏族众多支裔星罗棋布，分布在早期中国各地，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殷商、西周、东周文字等古汉字随着商周王朝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在四土地区逐渐得到推广应用，成为融通中原与四裔、传播华夏文化的重要桥梁和媒介。四土和边裔族群对古汉字的认同和使用，是其从文化认同到身份认同的重要环节，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

殷周时代形成的汉字体系及汉语典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战国时期，楚人统一南土，融合南土众多族群，也是以汉字和汉语为共同的心理和思想文化基础。楚文化的核心和结晶是楚文字，楚文字属中国古文字，亦即古汉字，系由西周文字发展而来。楚人来自中原，楚文化源自周文化，是当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两周时期，楚人兼收并蓄商周中原和南土文化精髓发展成为别具一格的楚文化，并以此为基础统一南土各地，体现了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包容力、向心力和吸引力。

秦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治，统一文字，推行“书同文”政策，通过统一文字实行政令一统。秦汉以后，中华文明进入成熟阶段，以汉字和汉语典籍为代表的汉文化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础。

形成于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至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成为国家学说。儒家学说后又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形成“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

商周时期南土地区文明演进的模式，尤其是两周时期楚人以汉字和汉语典籍文献为内核和基础，融汇当时中原与四土的先进文化，从量变到质变，是早期中国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的典型代表，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新疆出土了《诗经》《尚书》《礼记》《论语》等大量汉语典籍文献，作为汉文化的精髓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元典，这些不同时期汉语典籍文献的出土，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治理开发的历史和汉文化在西域的广泛传播，以及边疆各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表明长期以来，汉字和汉语已成为西域地区群众生活的一部分，汉文化已持久润泽西域各族群众的精神世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深入人心。以汉字为载体的汉文化推广传播对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促进作用，于此得以充分体现。

这也深刻表明，在新时期，要高度重视汉字文明研究，深入研究汉字文明史，充分把握中华文明的根脉，从根本上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和途径，稳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纽带。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其独特性和内聚力是国家、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新的征程上，认同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人民文化自信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作为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深入研究和阐释中华文明的价值，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明，就是要深化从商周到秦汉文明一体化进程即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研究，深入研究汉字（一体化的纽带和中华文明根脉）文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考古工作者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解读文明历史，唤醒民族记忆。通过对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系统研究，聚焦以汉字和汉语典籍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在四裔和西域的传播、影响以及四裔各族对华夏文化认同的过程，由文物、文字以见文明，探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血脉，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融通历史与现实，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让文化发力，讲好中华大地上早期文明的辉煌历史故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文化强国建设的内涵外延，增强文化自信。

二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运用科学手段，充分挖掘历史资源，生动结合生活场景，积极推动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在助力文化强国的同时，充分发挥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现代边疆治理的实际应用价值，为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民族融合。

三是强化语言文字对国家建设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功能。加强汉字文明研究，建设汉字文明与国家安全暨边疆治理创新高地，搭建教育、学术和国际交流综合平台，在边疆和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强化语言文字对国家安全和边疆治理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汉字汉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

通过历史上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反映的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推广历程，从历史的角度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从历史上汉字文明和汉文化在西域推广传播的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切实有效地在边疆和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聚力，凝聚人心，团结中华儿女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边疆和民族地区大力推广传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充分发挥其文化纽带和传播作用，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唤醒古代各族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涵养滋润边疆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有利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内心深处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作者：黄锦前，系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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