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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萌教授"包弼德:中国不该与自己的历史脱钩

人民网记者郝孟佳 葛亮亮 赵婀娜
2016年01月25日14:53 | 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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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包弼德。”一个挺拔如穿天杨的“老外”,走进清华大学伟清楼统计学研究中心办公室,身上还带着三九天的寒气。如果闻其声未见其人,单凭这口地道的普通话,你准会以为进来的是个中国人。这就是包弼德(Peter K. Bol),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他刚刚结束哈佛、北大和清华三校在北京召开的“数字人文新动向”国际会议。

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

历史的意义:历史告诉我们,人们曾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又如何影响了历史的变迁

历史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包弼德摇摇头,显然,他对记者的客套话“先问一个小问题”不大认同。“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它只会告诉我们:人们曾做过什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在包弼德看来,历史的故事就是变迁的故事,而这变迁,又和当时人们的想法、选择密切相关。“同时历史也给我们教训: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变迁结果。”

“历史还给人以提醒。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有什么经常性的问题。”包弼德举例说,中国的地域性很强,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各地就有不同的风俗、文字、语言、思想。同时中国政治家希望统一的意愿也很强。商、周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了多次,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历史我们能明白,今天我们可能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事情得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包弼德还在读高中,受“左派”父母的影响,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好感。可是当时美国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可以忽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弼德想了解中国,于是开始学习汉语,学习中国历史。这一钻研,就是五十年。

包弼德和柯伟林两位教授唱起了用《两只老虎》曲子改编的“中国朝代歌”

历史的学习:把历史“问题化”,对历史深耕细作的同时,也需要广阔的研究视野

包弼德在中国学界大名鼎鼎,但被中国网友所熟知,则是因为一曲“朝代歌”。2013年,哈佛大学在开放在线课堂平台(edX)上发布了一门“中国课”(China X)视频课程。课程中,包弼德和柯伟林两位教授唱起了用《两只老虎》曲子改编的“中国朝代歌”:“商周秦汉,商周秦汉,隋唐宋,隋唐宋。元明清Republic(中华民国),元明清Republic,毛泽东,毛泽东。” 这段视频被中国多家媒体转发,唱儿歌的“萌萌哒”教授——包弼德和柯伟林名声大噪,在中国一夜间拥有了学术界之外的众多粉丝。

“哈佛中国课”是免费课程,目前已吸引170多个国家的43万名学生注册学习,其中13%来自中国;在中国“学堂在线”上线后,有8万学生选修。包弼德认为,开这门课一方面是想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思考历史”,另一方面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历史,“打消他们对中国的疑虑和偏见”。包弼德认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会理解中国目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做。“同时,我们也想给中国人一个机会,了解中国历史在美国是怎么教的、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样也有利于消除中国人对美国的偏见。”

在包弼德看来,学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历史“问题化”。一个历史事件、一段历史变迁,即使看起来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有其内在的根源和发展过程,因此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宋代最重要的思想变迁就是理学的兴起,“为什么理学成功了,变成那么有影响力的思想?”学界都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认为理学回答了佛教的挑战,因而自然会成功。可包弼德认为这种解释很无力,“我们必须要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才行。”由此,包弼德完成了《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国学生善于搜集资料、积累知识。美国学生善于提问,善于把史实‘问题化’。”包弼德摊开双手,“两者都是必须的。善于发现问题,也须要有知识积累,不然还是无法回答问题。”

一些历史学学者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包弼德并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贡献。但他认为,广阔的研究视野能给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别样的发现。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他用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各个学科的材料和研究方法,来解释唐宋思想的转变。在“哈佛中国课”中,他尝试从思想、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地域、人文地理、民族、朝代等维度对中国历史文明进行解读,也邀请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教授参与授课。

包弼德对统计学和信息技术也非常感兴趣。15年前,他就开始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最近十年来,他和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建立了大型的“中国历代人物传纪数据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现在已经收集了37万余人的传记信息。最近,他又和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合作,运用统计学方法整理、分析这些信息。用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搜集、分析信息,他觉得很有意思:“从很多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分析单个样本时很难察觉到的趋向和变迁。”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中国历代人物传纪数据库”的数据做研究,有些国家的学者也在尝试建立相似的数据库,这让包弼德很有成就感。

历史的汲取:中国既不该与自己的历史“脱钩”,也不该“窄化”历史

中国正处于飞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从自己的历史中,中国应该汲取什么样的营养?

在包弼德眼中,对中国有误解的不只是西方人,也包括中国人自己。“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有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与历史无关。唯一的关系,就是要切断这种联系。”包弼德说。那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大都极力想脱离中国的历史,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发生变化,变成另外一个国家——风俗、思想、文化、文字都应该“西方化”“现代化”。“但几次‘脱钩’的努力都失败了。”包弼德说,“现在,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中国人恢复了自信,认识到自己的未来应该和历史紧密联系。”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容易说清楚的:“这是中国人要决定的,中国人要努力寻找的,不是美国学者的任务。”

令包弼德感到惋惜的是,在阐释历史、向历史汲取营养时,许多中国人对历史、文化进行了“窄化”“简单化”处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中国宗教,那么多有趣、那么多丰富的文化,我们怎么不应该学习?”包弼德耸耸肩表示无奈:“可那不是某一种文化,中国文化是多元的,至少从历史的立场来讲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某一种文化值得学习,我知道,这太可惜了,也会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 

(责编:郝孟佳、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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