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包弼德。”一个挺拔如穿天杨的“老外”，走进清华大学伟清楼统计学研究中心办公室，身上还带着三九天的寒气。如果闻其声未见其人，单凭这口地道的普通话，你准会以为进来的是个中国人。这就是包弼德（Peter K. Bol），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他刚刚结束哈佛、北大和清华三校在北京召开的“数字人文新动向”国际会议。

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

历史的意义：历史告诉我们，人们曾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又如何影响了历史的变迁

历史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包弼德摇摇头，显然，他对记者的客套话“先问一个小问题”不大认同。“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它只会告诉我们：人们曾做过什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在包弼德看来，历史的故事就是变迁的故事，而这变迁，又和当时人们的想法、选择密切相关。“同时历史也给我们教训：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变迁结果。”

“历史还给人以提醒。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有什么经常性的问题。”包弼德举例说，中国的地域性很强，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各地就有不同的风俗、文字、语言、思想。同时中国政治家希望统一的意愿也很强。商、周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了多次，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历史我们能明白，今天我们可能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事情得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包弼德还在读高中，受“左派”父母的影响，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好感。可是当时美国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可以忽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弼德想了解中国，于是开始学习汉语，学习中国历史。这一钻研，就是五十年。

包弼德和柯伟林两位教授唱起了用《两只老虎》曲子改编的“中国朝代歌”

历史的学习：把历史“问题化”，对历史深耕细作的同时，也需要广阔的研究视野

包弼德在中国学界大名鼎鼎，但被中国网友所熟知，则是因为一曲“朝代歌”。2013年，哈佛大学在开放在线课堂平台（edX）上发布了一门“中国课”（China X）视频课程。课程中，包弼德和柯伟林两位教授唱起了用《两只老虎》曲子改编的“中国朝代歌”：“商周秦汉，商周秦汉，隋唐宋，隋唐宋。元明清Republic（中华民国），元明清Republic，毛泽东，毛泽东。” 这段视频被中国多家媒体转发，唱儿歌的“萌萌哒”教授——包弼德和柯伟林名声大噪，在中国一夜间拥有了学术界之外的众多粉丝。

“哈佛中国课”是免费课程，目前已吸引170多个国家的43万名学生注册学习，其中13%来自中国；在中国“学堂在线”上线后，有8万学生选修。包弼德认为，开这门课一方面是想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思考历史”，另一方面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历史，“打消他们对中国的疑虑和偏见”。包弼德认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会理解中国目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做。“同时，我们也想给中国人一个机会，了解中国历史在美国是怎么教的、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样也有利于消除中国人对美国的偏见。”

在包弼德看来，学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历史“问题化”。一个历史事件、一段历史变迁，即使看起来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有其内在的根源和发展过程，因此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宋代最重要的思想变迁就是理学的兴起，“为什么理学成功了，变成那么有影响力的思想？”学界都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认为理学回答了佛教的挑战，因而自然会成功。可包弼德认为这种解释很无力，“我们必须要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才行。”由此，包弼德完成了《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国学生善于搜集资料、积累知识。美国学生善于提问，善于把史实‘问题化’。”包弼德摊开双手，“两者都是必须的。善于发现问题，也须要有知识积累，不然还是无法回答问题。”

一些历史学学者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包弼德并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贡献。但他认为，广阔的研究视野能给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别样的发现。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他用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各个学科的材料和研究方法，来解释唐宋思想的转变。在“哈佛中国课”中，他尝试从思想、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地域、人文地理、民族、朝代等维度对中国历史文明进行解读，也邀请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教授参与授课。

包弼德对统计学和信息技术也非常感兴趣。15年前，他就开始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最近十年来，他和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建立了大型的“中国历代人物传纪数据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现在已经收集了37万余人的传记信息。最近，他又和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合作，运用统计学方法整理、分析这些信息。用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搜集、分析信息，他觉得很有意思：“从很多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分析单个样本时很难察觉到的趋向和变迁。”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中国历代人物传纪数据库”的数据做研究，有些国家的学者也在尝试建立相似的数据库，这让包弼德很有成就感。

历史的汲取：中国既不该与自己的历史“脱钩”，也不该“窄化”历史

中国正处于飞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从自己的历史中，中国应该汲取什么样的营养？

在包弼德眼中，对中国有误解的不只是西方人，也包括中国人自己。“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有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与历史无关。唯一的关系，就是要切断这种联系。”包弼德说。那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大都极力想脱离中国的历史，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发生变化，变成另外一个国家——风俗、思想、文化、文字都应该“西方化”“现代化”。“但几次‘脱钩’的努力都失败了。”包弼德说，“现在，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中国人恢复了自信，认识到自己的未来应该和历史紧密联系。”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容易说清楚的：“这是中国人要决定的，中国人要努力寻找的，不是美国学者的任务。”

令包弼德感到惋惜的是，在阐释历史、向历史汲取营养时，许多中国人对历史、文化进行了“窄化”“简单化”处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中国宗教，那么多有趣、那么多丰富的文化，我们怎么不应该学习？”包弼德耸耸肩表示无奈：“可那不是某一种文化，中国文化是多元的，至少从历史的立场来讲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某一种文化值得学习，我知道，这太可惜了，也会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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