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

　　妈妈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词汇

　　与关军一样受邀参与“上学路上”活动的自由摄影师刘飞越，2015年3月份到了村子里，他说：“我能帮助他们（留守儿童）的也许就是拍下来，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让社会去关注。”刘飞越接触了很多家庭，很多家庭都是单亲，家庭组织破裂。

　　有一天下午，他去一个家庭拍摄，有三个女孩和爷爷生活在一起。老大六七岁、老二四五岁、老三只有两岁。拍摄时，家里的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的。爷爷接了电话就把电话给了大女儿。大女儿正在逗小女儿玩，接了电话，妈妈问她：“想妈妈没？”她马上说：“没想。”妈妈说：“没想吗？”大女儿赶紧改口：“想了。”然后把电话放在边上，一边逗小女儿玩，一边哦哦地应付妈妈的叮嘱。爷爷把电话给了老二，老二把电话往边上推，一句话也没说。爷爷一看，就把电话给了老三。老三只有两岁，爷爷让她叫妈妈，她就叫“妈妈”。

　　刘飞越说：“其实妈妈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词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在想，思念母亲的孩子对母亲在过年回家是有盼望的，而我看到的这三个孩子连盼望都没有，她们已经习惯没有父母的生活了，这在我看来是最可怕的。”

　　“‘上学路上’做白皮书计划是个无奈之举。留守儿童早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这么久的社会痼疾，早就该有研究组织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而公益组织该做的只是应对策略和公益产品。但是我们查对留守儿童的学界研究，真的很匮乏。”发起人刘新宇说。

　　供需不对接

　　留守儿童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刘新宇有一次到甘肃农村看望留守儿童。他见到孩子家里的柜子顶上挂着两个崭新的蓝色小书包，孩子却背着另一个书包。询问下得知，两个蓝色书包都是公益组织献爱心送来的。孩子身上背的是母亲在深圳打工花了上千元买来的书包。

　　“好着哩，好着哩，我们的娃都好着哩。”刘新宇回忆当地校长对志愿者们说的话。他发现，留守儿童家庭条件往往不差，目前学校里基本都有营养午餐，贫穷已经不是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进行公益活动时，他也时常会碰到其他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基本是送书包、送衣服、送文具，却很少有人会问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

　　关军在深入乡村时，遇到了一次“献爱心”。校长说，衣服到了。班级里的孩子便来到一间教室里，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对送来的衣服挑挑拣拣。关军问，这样的帮助能帮到你们吗？孩子明确地告诉关军，“帮不到。”

　　刘新宇还曾见过有基金会捐助了暖风机，却被压在学校的仓库里从来没有用过。因为村子里交不起电费。“供需的路径压根就没有对接上，本来有限的公益资源就这样耗散掉了。”

　　留守儿童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帮助？“上学路上”选择了阅读——他们为留守儿童录制了“故事盒子”，希望通过有声阅读的方式改善留守儿童心理状况。

　　这一选择，首先基于《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一项调查结果“阅读会改善留守儿童的心灵状况”。

　　这一选择，更基于发起人刘新宇的生活感悟：因为创业艰苦，刘新宇有一段时间回家很晚，中断了给儿子的睡前故事。一天晚上，儿子拿着iPad ,让刘新宇给他录一个故事。儿子的需求，让刘新宇意识到：可以用录制故事的方式，安抚留守儿童的心灵。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曾给出一组数据：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这是刘新宇不愿意提及的事实，他不愿留守的孩子们感到和别人不一样。刘新宇说：“我们实际上是帮我们自己。”用不了几年，6100万留守儿童中就会有一部分孩子长大成年和父母一样进入城市打工、生活。

　　时间紧迫。刘新宇一直希望，用最短的时间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听到“故事盒子”。在他看来，阅读是一种武器。“用武器扫除心理阴霾，不再把死亡当成梦想。”这也许是妥协后的办法，刘新宇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几千万的孩子需要几千万的人来解决”。（文/本报记者 杨洋）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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