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体面的生活环境留住乡村教师

　　“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

　　阆中的乡村学校大都依山而建，地形狭长而起伏。在经过若干年的撤点并校之后，形成了以九年一贯制的中心学校为主体的格局，大多数学校的学生在400人上下。记者走访了30多所学校，它们有相似之处，但又会让来访者耳目一新，其中有许多教育局要求的“标配”，比如用学生们的彩色大头照拼成的“笑脸墙”，师生共同绘画而成的“门文化”，一栋保留下来的、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瓦白墙的单层建筑，以及随处可见的书架。

　　把图书从图书室“请”出来，走到学生身边，也是汤勇的意见。在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眼里，汤勇是一位不多见的有着书卷气的教育局局长。

　　汤勇觉得许多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师生们不读书。在汤勇的倡议下，开放式书架在走廊上、操场边、餐厅里、树荫下立了起来。彭城中心学校把一片大约300平方米的荒地改造成了花园式的读书角；垭口乡中心学校以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中心，设立了圆形的读书园；河楼乡中心学校把教学楼一个露天的平台变成了透明的阳光书屋——书籍在这些学校几乎处处唾手可得，课间休息，学生也会拿起书来看一看。

　　也有校长害怕丢书，最初想应付，只等检查的时候才把书挪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平时空荡荡的书架上，被汤勇批评“不讲良心”。实际上，书很少丢，一位校长说，“即便丢了，也不追究，只要学生拿去读，我觉得这不算偷”。

　　与书香校园相匹配的，是朴素而清爽的环境。汤勇认为做教育就是做文化，他要求师生们自己动手美化校园，他们的雕刻、绘画、书法、剪纸等作品是最好的装饰品。一些学校还有植物墙，挂着一排排雪碧瓶子，里面是学生们种的芹菜、杜鹃等植物。彭城中心学校曾经花了一万多元请广告公司做喷绘，被全市通报批评。

　　和阆中市区的一些学校比起来，乡下的学校更有韵味，更适合在其中闲庭信步。这不仅在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还因为保留了乡村建筑特有的味道。

　　汤勇反对大拆大建，一批曾被列为危房的单层瓦房，避免了遭拆迁的命运，经加固、维修之后，以青瓦白墙示人，有的依然作为教室、有的成为师生宿舍、有的变成了“雅间”似的食堂。

　　头发灰白的李晓校长48岁，在乡村已工作20多年，目睹了许多教师的来来去去。“要留住他们，必须改善学校条件。”他说。

　　李晓担任校长的金城乡中心学校距离市区约47公里，地处两县交界处。近3年来，阆中市累计投入改造资金3413万元，59所薄弱学校受益，这是其中一所。

　　学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师生们开山辟地、烧砖烧瓦，没花政府的钱建起来的。2009年，从乐山师范学院毕业的郭武国以特岗教师的身份来到金城乡时，学校杂草丛生，遇下雨天得踩着石头、纸板才好走路，寝室因为常年漏雨，墙壁上长了青苔。郭武国曾产生过尽快离开的想法，但后来随着学校旧貌换新颜而打消了。

　　郭武国如今住的是重新做了防水防潮处理后的房子，不用再闻刺鼻的旱厕味儿。学校开辟了以梅兰竹菊命名的4个小园子，里面种植了乡政府赠送的树苗和花卉。“兰亭园”尤其惹人注目，有鱼池，可以垂钓，还有亭台——由原先两间堆放杂物的瓦房改造而成，内置沙发、电视和图书，校长还打算买一台咖啡机，在亭子旁边装上健身器材。

　　阆中市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住上了周转房，近年来，教育局为31所农村学校建成教师周转房36269平方米，共875套。搬进35平方米左右、配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套间后，“老师们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不少乡村教师在城里买了房子，但自从住进新房后，一些人都不愿意周末折腾回城了。

　　周转房里，有教育局免费统一配备的“四件套”：书桌、椅子、书柜和床。去年年初，汤勇走进构溪小学一位58岁的老教师房间，看到他把课桌当书桌，睡的是简易木板床，很心酸。“这是我的失职。”他后来对记者说，“老师们在用心做教育，我们没有做好保障。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他通过多方努力，争取到500多万元，给76所农村学校配置了2400多套“四件套”。

　　2013年，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等机构主办的“美丽乡村教育”评选中，阆中市教育局是获得优秀奖的四个教育局之一。此前，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来到阆中，在考察了十几所乡村学校后，他题赠阆中教育四个字“妙不可言”。当时杨老师也有疑惑，问汤勇：把学校建得这么好，你们是不是很有钱？

　　汤勇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很有钱，而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尽可能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譬如，近4年建了76所乡村幼儿园，其中70所都设在中心学校里，通过资源整合，利用和改造原有的建筑，只投入了2000多万元，要比全部新建同样规模的幼儿园少1亿多元。小垭中心学校用防护网替代围墙，每米的成本仅16元，一共花了2000多元，若建同样长度的围墙需要10万元左右。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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