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权利”和“我不愿这样活着”

　　“我爱生命，但我不愿这样活下去……”这是一句闻者动容的悲怆话语，也是一个当下得不到我国法律允许的要求。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类似“安乐死”相关事件远非孤例。

　　就在本月初，苏州儿童医院门口，一位女士抱着两个月大婴儿跪在地上哭，一位男子在旁边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宝宝求安乐死，因病无法治愈，每天忍受着痛苦。这名患儿出生后不久就患上了一种罕见的怪病，嘴唇发紫，全身抽搐。在上海复旦附属儿科医院，经过多项检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宝宝得了严重的高胰岛素血症。经过手术，目前宝宝胰腺已被切除95％。父母实在不忍心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因此请求为孩子实施安乐死。而目前小宝宝经过多方救助，症状已稍有缓解，孩子父母表示，会继续带孩子治疗下去。

　　2007年，宁夏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29岁女青年李燕求安乐死事件，就曾引起全国网民的关注。当时她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动，丧失全部自理能力。绝望中的她写了一份“安乐死申请”议案（草案），希望能有全国人大代表帮助她提交。她说：我爱生命，但我不愿这样活下去。

　　采访中，多家医院临床医生告诉记者，不少晚期癌症病人都有过“安乐死”的请求。但是我国法律目前明确禁止“安乐死”，因此不可能有医疗机构执行。

　　“禁区”下的争议走向何方

　　法学专家称，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安乐死”这一说法，安徽霍邱这名脑重伤男童家属想为孩子实施“安乐死”，此举涉嫌违法。亲人重病，家人想为其终结痛苦，心情可以理解，但谁也无权主动剥夺病人的生命。如果实施，就可能触犯我国刑法，构成故意杀人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根发说，我国宪法规定要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因此“安乐死”与现行法律是冲突的。“安乐死”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与医疗制度关系最为密切。从价值判断看，安乐死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在我国目前的医疗条件和社会环境之下，尚不具备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法学专家表示，“安乐死”既涉及法律，更涉及人类生命伦理。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荷兰安乐死合法化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即便如此，安乐死也依然争议不断。仅2010年度，荷兰实施的3200件“安乐死”事件中，就约有72％的案件涉嫌“故意杀人”。安乐死的条件一般是病人遭受着躯体上的极端痛苦，但现在却越来越多被解释为精神上的痛苦。

　　社会学家称，我国一些“求死”事件背后反映出社会救济、保障还没有系统化和成熟化这一现实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特别是农村，医疗保险保障能力有限，大多数老人依靠儿女生活，因病致贫现象普遍存在。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介绍，允许病人选择安乐死的前提应是，亲人、医疗机构、社会慈善组织尤其是政府救济均已充分尽到了挽救生命的责任。而我国的现状是，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而等死的现象绝非个别。如果一旦法律允许安乐死，负面效果不堪设想。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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