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潍坊西南40公里外的老家庵泉村,金红的三爷爷脸上笑成了花,他指着金红屋墙上一排排的奖状说:“娇娇(吴金红的小名)是我们全族人的骄傲。”
连金红三四年没进过厨房的舅舅,也重新找了家小饭店,颠起厨房的大勺,“想挣钱给娇娇买个笔记本电脑”。因为年迈手慢,他老是挨店老板的骂。
可是,就在舅舅将要发工资、可以给外甥女买电脑的前一天,厄运降临在这家人头上。为了尽早回来不耽误晚上的活儿,一家人拿了录取通知书、吃了口饭便立即往潍坊赶。由于头一天通宵工作,吴光亮在开车时禁不住打起瞌睡,机动三轮车重重撞在一个路中央油桶大小的石墩上。
全车的人都被甩了出去。在三轮车上已睡着的吴金红,被抛出三四米远,头部和颈部正好砸到路牙石上面。鲜血浸红了孩子黑白相间的裙子。母亲再怎么叫她的名字,闭上眼睛的吴金红再也没有醒来。
经医院鉴定,吴金红确定为脑死亡。
“没空去死,我只能坚强地活。”吴金红曾在日记里写道。可是,这个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姑娘,医生判断“99.99%是不可能再醒过来了”。
在母亲眼里,这是一个多月来女儿最安静的样子。之前盼望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金红“怎么也安生不下来”。白天在一个食品厂打工,站13个小时,贴2000多个标签,晚上回去立马给有些聋哑的大伯打电话问通知书到没到:“大爷,你知道我什么心情吗?”
母亲守在重症监护室外面,身上的伤只做了简单包扎,呜呜地哭着。父亲吴光亮不敢面对自己的女儿,躲在角落,陷入深深的自责。
他们说对女儿有太多的愧疚,“19年了,别的女孩能有的,很多我们都给予不了”。高考后花60块钱给女儿买的裙子——在二姑眼中就像“一条足够长的大T恤”——成了这个爱美的女孩一生中唯一的一条裙子。而之前她本来看上一条199块钱的,但是嫌贵很快拉着妈妈走开了。在女儿看来,这条裙子已是足够“奢侈的礼物”,她准备留着上大学时再穿。
这个女孩却和母亲一样感到“愧疚”。她觉得自己活这么大,对家人的回报“近乎为零”。
高考后的一天,她半开玩笑地告诉母亲:“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就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母亲急忙打断女儿:“你身体棒棒的,瞎说什么!”早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和好友也提过这个想法。
女儿说过的话,再次浮现在母亲的脑海里。她和丈夫商量着,想让孩子做最后一次主。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亲属和族人们的反对。“整个家族上下五代三百多人,大多是反对捐献的”,并表示愿意捐钱给孩子治病。看着金红从小长大的二姑最舍不得,说得口气也最重:“那岂不是让孩子‘死无全尸’!”
“这个闺女知道有这一天,(把器官捐给别人)我就觉得孩子还活着。”头发乱蓬蓬的田敬芬抽泣着说。亲属们终于停止了劝说。
8月11日,面对一份摆在面前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时,田敬芬的手一直在颤抖,“手抖僵了,绷紧了,抽筋了”,周围的亲属一片抽泣声,金红的主治医生压抑地跑出去透了口气。
当天下午2时19分,吴金红被推进手术室,她的心脏、肝脏,还有两个肾脏被摘取,并成功移植给别人,4个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她也成为昌乐县第一例、潍坊市第五例器官捐献者。
“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搞不清”,田敬芬读书不多,当有人告诉她,主要器官移植后,受捐者做事的习惯会跟捐献者一样,她信了。但她又觉得,“我们的女儿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