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了个性，也就扼杀了教育家

　　十多年前，我曾写下《中国呼唤教育家》的文章，当时肤浅地分析了中国当代教育家稀缺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产生教育家的土壤。这个“土壤”，是宽容个性，鼓励创新的环境，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要给教育者以思想自由和创造天空。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看来，诞生教育家的“土壤”并未有太大改观，但眼前分明遍地“教育家” 了。

　　一个教育者稍微有点名气，比如写了几本书，做了几十场报告，马上就有人介绍：“这是著名教育家谁谁谁”。如果他是知名学校的校长，那教育家的称号会狠狠砸在他头上，想躲都躲不掉。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机构，曾经连续搞了好几届“中国教育家大会”，据说几百上千的“教育家”们济济一堂。我的天！难道中国当今果真已经遍地“教育家”？

　　曾不止一次听到我尊重的教育专家和德高望重的教育前辈说：“现在，有人唱几首歌就成了歌唱家，办了个厂就被叫做企业家……我们教育界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推出我们的教育家呢？为什么要忌讳‘教育家’这个称呼呢？我们不能自己看轻自己！”我非常理解这些教育大家对推进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真诚情感和迫切愿望，但我还是要说，不能因为别人“唱几首歌就成了歌唱家，办了个厂就被叫做企业家”，我们也如此浅薄，对办了所学校或出了几本书的人就称做“教育家”。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希望和所有事业兴旺发达的可持续动力在教育，因此“教育家”的标准或者说门槛，理所当然要比其他“家”要高一些。

　　我认为教育家应该具备四个条件：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有长期的第一线教育实践、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对比一下，我们现在这样的教育家究竟有多少？在这个浮躁而功利的社会，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教育者，是很难有超越世俗的高远追求的。我们现在还缺少足够的思想自由，所以也很难有真正充满个性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长期身处一线的教育者倒不少，但仅仅有这一点显然不能说是教育家。

　　我特别想到蔡元培。他的教育思想，不但改造了北京大学，而且催生了改造中国的思想摇篮，从后来中国的发展看，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中国”，有一定道理。

　　也许有人会说：“你动辄就拿蔡元培这样的大教育家做参照，是不妥的。教育家也分不同层次嘛！”我同意教育家有“大教育家”和“普通教育家”之分。但无论是在哪个层次说教育家，有追求、有思想、有实践、有学问这“四有”标准恐怕缺一不可吧？再以“学问”而论，不能达到蔡元培的高度，至少应该博览群书因而有书卷气吧？但现在，我看好多校长更像商人或老板，而不是学者。学者当然不一定是教育家，但教育家绝对应该是学者。那么，现在的中国基础教育界，真正的学者又有多少呢？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推出了类似“教育家培养工程”之类的项目，投入大量经费，遴选对象，确定人选，定点培养，定期考核，宣传推广，出版专著……应该充分肯定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良好初衷是可贵的，而且围绕“培养教育家”这个目标的不少举措，也是值得称道的。由过去简单地抓升学率，到现在培养教育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教育家能够通过类似“工程”成批地“打造”出来。教育家更多的是在自己持之以恒的实践与反思中成长起来的，是一种社会的公认，不是谁“任命”的，不是谁刻意“培养“出来的，更不是“自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通过各种工程“培养”教育家，不如为教育家成长提供良好的服务。

　　其实，要让更多未来的教育家健康成长，还有比投入巨额经费提供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服务”，那就是为一切有教育家追求的教育者以宽松的土壤、自由的气息和创造的天空。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能够诞生教育家群体？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思想自由”是第一原因。

　　教育家无一不是心灵自由的人，培育教育家就应该尊重教育者的心灵自由。创造性总是与个性相联系，没有个性，就绝对没有创造性。当然，尊重个性，并不是取消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无论是“三个面向”教育方向，还是“四有新人”教育使命，都是我们教育者应该遵循的指南。但任何高屋建瓴的宏观决策，都不能取代千千万万第一线的教师富有创造性的实践；而凡是具有创造性实践精神与能力的教育者往往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他们有自己“标新立意”的思想，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扼杀了教育者的个性，也就扼杀了教育者成长为教育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