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高校青年教师：高压之下，如何突围？

　　近来，不断有高校青年教师英年早逝的新闻传出，关于青年高校教师群体的生存困境引起持续关注。一项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青椒”认为自己处在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在众人眼中，他们是地位高、收入高、学历高的三高人群，为什么自我定位会与公众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生活重负和学术困境的双重压力下，顶着“学术民工”称呼的他们该如何突围？

　　“青椒”为何鸭梨山大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主持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中，受访的青年教师中，72.3%认为自己“压力大”。他们都把自己称为投入多，收获少的“工蜂”。

　　高校教师面临教学与科研考核双重压力。教学任务繁重，但考核以科研为主，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但在官僚化与行政化的学术江湖，科研经费与学术资源多向学术权贵靠拢，青年教师很难独立申请。

　　廉思的调查中，近3年， 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

　　在高校所谓的高收入中，各种课题费和项目经费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教师处于学术产业链的最低端，即使他们是许多课题与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但能够独立拿到的课题与项目并不多，只能跟着大老板干活，也导致而立之年的他们面临各种难以承担的生活压力。

　　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2年《北京社会发展报告》称，在11所北京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中“教授2010年总收入最低为4.95万元；副教授2010年的年收入最低者只有2.8万元；讲师最低者只有2.2万元。”

　　“青椒”重压下的三种可能选择

　　生活、事业的双重压力，加上社会、家人和自我的期望值，使得许多高校教师不得不自我加压，超负荷工作。今年3月，36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突然病故，他在短时间内已出版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1部，编纂著作3部。

　　高校青年教师中的很多人不仅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而在学校中职称评定、课题申报方面碰到的各种利益冲突与困扰，学术腐败对传统道德和学术精神的冲击，也让他们中的许多人身心俱疲，容易出现心理危机。全国各地高校频频发生教师自杀事件更是这一群体心理危机的真实写照。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在这样的压力下，也迅速产生分化。一部分人不堪忍受压力，干脆脱离体制，愤然离职，另谋出路。另一部分人面对现实，主动转型迎合体制和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放弃学术理想，在课题与项目间乐此不疲，可谓体制内的“成功者”。其余则主动边缘化，既不激烈对抗，也不主动迎合，只是达到学校考核的最低要求，留在高校体制内，但保证自身的精神自由与学术兴趣。不过，这种做法显然更为消极，安贫乐道，知易行难。显然，如此三者，似乎都不是理想中的突围之道。大学是孕育学术理想的地方，青年学者更是未来学术的希望。只有改变高校数字化考核的急功近利之风，刹住学术GDP大跃进之风，从制度变革上来进行纠偏，才能够挽救中国学术的未来。

　　为“青椒”撑起一把保护伞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困境已引起广泛关注。2012年“两会”期间，30位委员联名提案，为改善高校青年教师困境建言。首先需要适当提高高校教师待遇，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减轻青年教师的心理压力。三是打击学术腐败，学术资源分配的官僚化、重职称、重个别高校等情况急需改变。四是提高高校教师社会地位。

　　“有必要给青年知识分子撑起一把既好看又耐用的‘保护伞’。” 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帆表示，社会性学术机构有必要在论文发表、项目申报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扶植措施，给青年学者一个施展拳脚的舞台，呵护好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术信仰。在刘帆看来，社会与舆论应该鼓励他们坐“冷板凳”，但这样的鼓励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要给房间‘供暖’，让他们的心情舒畅，提高抗压水平”。

　　为青年学子解困、松绑的呼声更多的是对外在的要求，而张晖生前所言的一段话，更多的是对困境中的青年学子们自省的要求。内外兼修，或许能让高校青年教师走出困境。“重要的不是无休无止的抱怨与牢骚，这种负面情绪只会不断地掏空甚至撕裂自我，应该将对体制的不满转化成追求真学术的动力，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体制之恶采取一种疏远甚至抵抗的态度，将自己定位为体制的中等生或许是明智的选项，既不做顺应体制通吃逻辑的优等生，也不做基本考核都无法通过的差等生。”

　　改变评估体系给“青椒”减负

　　武汉大学28岁正教授邓鹤翔的简历一公开，在网上就引来很多人膜拜。然而，与其相比，更多的高校青年教师却在承受着各种压力，有的甚至以生命的终结倾诉压力之大。

　　本该是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高校教师，何以成了社会上的“焦虑”一族？首先这与急功近利、浮躁的社会风气有关，当社会价值观以金钱、官职为尺度时；其次则与高校不合理的考核体系相关，而这显然才是压倒高校青年教师的“最后一根稻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一方面属于有点理想有点朝气者，他们大多想往上走；另一方面学校给他们的教学任务又比较重，双重压力之下很容易心力交瘁。

　　具体到高校的考核体系，评职称采取的是“名额制”，比拼的则是发表论文数量和承担课题项目多少。晋升职称的指标是限额的，与那些老资格的教师相比，青年教师的竞争力要弱得多，而且一旦自己的学科有个别“学霸”，更是有苦难言；发表论文和进行课题研究，更多的则是一门“关系学”，连老教授都要拉关系，更何谈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的青年教师？

　　如何给高校中的青年教师减压？其一，晋升职称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学一样，采用“评审制”而不是“名额制”。只要青年教师足够优秀，就可以提出申请，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学去参加匿名评审，通过了就提升，通不过不只升不了，说不定还要走人；其二，晋升职称时的考核不能只看论文和科研成果，教学质量如何也应该纳入考核体系，让学生有一定的话事权；其三，最根本的则是大学取消官僚化行政化，让高校有自己的自主权。（谭敏 李龙）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