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答辩季说说延期毕业：高校博士生之困？【2】

　　某大学一位博导在搬办公室时问一个前来帮忙的学生：“你是我们学院的吗？你叫什么名字？”该学生回答说：“我是您带的学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位60多岁的知名博导，最多的时候曾经同时带过40多名研究生。由此可见，研究生导师带学生过多、师生间交流过少等问题被广为诟病并非虚传。调查显示，我国每个博导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高于美国每名导师带2至3个学生的比例。

　　对当前导师与学生的关系，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表示了质疑：“现在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有些学生成为了导师的打工仔和劳动力，导师对学生的毕业论文却并不是很关心。”

　　南京大学一名已毕业的博士对此深表同感，当时导师为了多积累原始数据，一直让他留在学校干活，学业论文压着不发表意见，导致他拖了一年多才毕业。

　　学生自身的各种选择是博士生毕业延期率较高的第三大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2009级博士生朱远（化名）曾因公派留学出国一年，导致推迟一年毕业。“公费出国学习，还有不少奖助学金，延期的原因也不会影响就业，当然要去。”朱远说。

　　据了解，通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等项目，国内不少优秀博士生都在读博期间出国留学，因此延期毕业的现象很普遍。“还有一些博士生想把论文写得更好，对这些可能成为国家优秀博士生的学生，学校会进行重点培育，导师会把这些学生的培养时间合理地延长到4年半，甚至5年。”佟家栋说。

　　与这些因为对自己要求高而选择延期毕业的博士生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不少学生因为人生缺乏方向而延期。

　　刘云杉表示：“在象牙塔里不乏这样的学生。十几年前，博士生很少，读博士的学生都是确实热爱学术的学生，能够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基本都能够按时毕业，大部分也都去了科研机构。而现在的博士生，精气神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不是很积极规划自己的人生，思路不清晰，也并不是真心喜欢学术，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甚至通过主动延期来逃避社会。”

　　“此外，还有一些博士生因生育、生病等原因推迟毕业。”佟家栋说。

　　延期之后的各种“伤不起”

　　对周甜甜而言，由于去年秋季没有采集到有效的实验样本，无法在规定时间提交开题报告几乎已成定局。虽然延期的原因是做科研必然要面对的偶发因素，但周甜甜还是感受到了越来越沉重的心理压力。

　　“只有我们自己学院的人才能理解，因为客观原因，我们大部分人无法实现3年正常毕业。这一点，很多人包括父母、亲朋好友甚至同学却并不理解，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常常让我觉得很焦躁。”周甜甜说。

　　对此，刘云杉表示：“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会期待。在西方，社会空间很大，来自社会、家庭和自身的压力很小，虽然博士生延期毕业甚至淘汰的现象都很多，但之后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进入社会。而在我国，延期毕业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让人担忧的社会现象，就是因为大家对博士的预期过高，过于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待博士生教育，功利性太强。”

　　而更让延期毕业博士生不安的，是每天都会感受到的现实压力。

　　据了解，自从2009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下发《关于提高中央部委所属普通高等学校博士研究生奖学金标准的通知》后，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标准由原来的每生每月240元、260元、280元统一提高到了1000元，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博士生的日常生活问题。但如果延期毕业，即意味着不再享受国家奖学金，而仅仅只能依靠学校和导师的几百元补助。囊中羞涩，这是延期毕业博士生难以言说的尴尬。

　　“如果在实验室里赶进度、磨毕业论文，就根本没有时间出去赚‘外快’；如果出去赚点生活费，又会导致论文更加延期。但是，我们总是需要基本的生活费用的，都读博士了，也不好意思向父母要钱，只能过紧紧张张的日子。”北京邮电大学光学工程专业已经延期两年的博士生邹华（化名）说。

　　节省一点在邹华看来还可以忍受，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工作了，有收入了，吃完饭抢着买单，但他从来都只能坐在角落里。“他们喊我邹博士，有时候听着觉得很苦涩，偶尔也会后悔读博士，真希望能尽早毕业。”

　　对博士生的生存状况，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多次呼吁，他说，博士生大多超过25周岁，面临着结婚生子、经济上要回报父母等诸多现实问题。许多家庭不富裕的优秀学生，靠如此微薄的月度补贴，很难安心读书，潜心科研……

　　据了解，我国博士生也曾有过辉煌的待遇。1985年，国家教委规定的博士生生活补贴为76元，比一般人的工资都要高，而且每年还有100元书籍补贴。而如今博士生的待遇根本无法与同龄人相比，与国外同行更是难以相提并论。“在国外，一个博士生读书，租着房子，即使有家人陪读，最后可能还会有结余。他们提供的奖学金能让博士生们一心投入科研，无后顾之忧。这方面国内如何比！”熊丙奇说。

　　如果说这些现实问题让邹华们觉得“压力山大”的话，一些政策的出台则让延期变得“让人恐慌”。5月初，北京对市属用人单位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对毕业生落户将进行年龄限制，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超过这个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不能够留京。

　　“虽然我刚刚30岁，今年博士毕业问题也不大，但是看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吃了一惊，谁保证我一年两年就能找好工作呢？而年龄比我大的延期毕业博士生就更加担心了。”邹华说。

　　延期毕业，“伤不起”的不仅是博士生。佟家栋说，延期的成本也让各方不堪重负。每延期一年，不仅学生要多付出一年的求学成本，国家、学校和导师也要增加一年的培养费用。

　　对于国家而言，延期的公费生每年要相应地发放奖学金、医疗补贴等。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在校博士生已近30万人，随着延期毕业博士生的增多，每年的投入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高校更为教育资源的紧缺头疼不已。有的高校甚至因为延期毕业的博士生太多，无法腾出宿舍，导致不能及时给新生分宿舍，引起新生怨言一片。而延期毕业学生对图书资料、食堂、研究室等公共资源的占用，也常常让高校感觉运行“吃力”。

　　在一定程度上，延期毕业博士生数量太多，也会影响该学科来年的招生，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就对此表示了担忧，“怕一些优秀的学生会对报考有所顾忌。”此外，刘云杉表示：“博士生延期毕业也可能对导师产生不好的影响，引起外界对导师科研水平的质疑，或者导致该导师的招生数量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