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4.75亿元写成47.5亿元”乌龙事件发生后,中华儿慈会被推上风口浪尖。尽管儿慈会第一时间致歉并公布了相关账目,但部分公众依然不买账。
当前慈善组织运行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构建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昨日,本报采访了中华儿慈会传播部部长助理姜莹。
数据乌龙风波是巨大教训
新京报:此次的数据乌龙事件让中华儿慈会卷入信任风波,作为负责人之一,你怎么看待此事?
姜莹: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我也觉得无法理解,觉得不可能发生,但事实上就是发生了。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教训,也第一时间出来道歉了。
当然,这跟我们基金会成立刚三年,经验不足、财务人员不够专业等原因也有关系。
新京报:层层审核都没发现,这也是公众质疑洗钱的原因。
姜莹:是的。这也说明我们工作中有盲点。做慈善工作,我们都希望能尽善尽美,但确实有容易疏漏的地方。这个事件也能督促我们进一步反思、改进工作。以前工作中,我们关注的是实打实的收到多少捐款,实打实的花了多少钱,但对理财流量数据关注不够,所以出现这次错误。
新京报:所以出现洗钱的说法。
姜莹:是。基金会自然不存在洗钱。退一万步说,如果真洗钱了,账目也不可能做得这么蠢,而且司法机构早应该介入了,怎么可能还让我们在这里呢。
新京报:那以后如何杜绝这种低级错误发生?
姜莹:今后我们要举一反三,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仅仅是责任到人,而是要多重保险。账目的基础数据不仅仅要由某一个人负责,而是要有一个组织架构,保证不再出事。
新京报:有什么具体举措?
姜莹:我们现在在筹备一些情况,比如设立公开透明日,当天感兴趣的公众可以来看看,了解基金会情况。同时,我们还希望能组织独立委员会,监督机构运行。
每分捐款都可查到去处
新京报:风波过去好几天了,对基金会有影响吗?
姜莹:肯定有。公众把钱捐到我们这里,当然希望用到该用的地方。出现这样的情况,自然有人会怀疑。当然,现在我们还没看到影响。基金会成立三年来,我们收到2亿多元捐款。截至现在(昨日15:30),共有230823837.04元,这些在儿慈会网站上就能查到,包括捐款人、捐款项目等。
新京报:这些捐款,有捐款人来查询过怎么用的?
姜莹:这些我们其实都有主动公布。儿慈会的捐款一半来自企业,一半来自个人。而事实上当前公募基金的捐款中,个人捐款份额能在10%左右就不错了。我们个人捐款比例高,也很感谢公众对我们的信任。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前的信任危机?
姜莹: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其实无论是公益组织还是公众,对公益事业关注度高,是好事。如果没人理你,那就麻烦了。
正因为公众关心你,才会指出你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围绕公益组织屡屡发生风波,这也是帮助公益组织进步的一个个事件。
新京报:如何培养公众对公益组织的信任感?
姜莹:打铁需要自身硬。公益组织本身要做好,加强监督管理和透明度。其实包括这次风波在内的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些事件发生后,短期内公众可能有怀疑,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们的工作越来越透明规范,善款用得越来越好,我相信大家都会选择相信。
公益事业发展尚须扶持
新京报:公益组织自律方面有哪些可做的?
姜莹:简单说,就是管好自己的章,管好自己的账,强化监督体系,加强公开透明。比如管好章,就是说章不能随便盖。我们当然要救人,但也要救助真正需要的人,具体项目要认真考察后才能批准。其实有些公益组织,肯定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但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就不做慈善了吗?肯定不能,不能对求救的人都带怀疑态度。
反过来想,公众对我们要求高,也是出于公正的要求。
新京报:之前有公众质疑善款去处,比如出现一些贪腐事件。
姜莹:我们都很憎恨贪腐,善款要用到该用的地方,这是底线。一些善款未用到位,确实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且没完全消除。但我们要看到好的一面。比如高铁的修建,出现腐败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高铁带来的巨大正面影响。
新京报:是否觉得大家对公益组织要求过于严格?
姜莹:这些年公益组织走得磕磕绊绊,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但与此同时,我觉得社会上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公益环境还任重道远,不是一个简单过程。大家关心这个事业,也需要爱护、扶持这个事业及工作人员。
新京报:之前一些善款去向方面,确实出现过公众质疑,比如说机构提取的份额比重过高。
姜莹:现在的标准是提取10%的比重。按照民政部规定,上年募款额度的70%必须花出去,这里有10%用作管理费,包括机构人员工资、房租、培训、出差、水电费等。应该说这个标准并不高,国际一些公益组织,提取额度达到30%甚至以上。
新京报:大家对管理费其实不是很理解。
姜莹:是。但任何一个机构运行,都必然有一定行政成本。比如你捐了一车衣服,我们总需要有工作人员、总需要雇车拉到被捐助人员跟前,这些都是成本。我们捐助的爱心,不仅仅是针对捐助对象,也有捐助的这个事业,而一项事业的发展,必然需要一定成本。(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闫欣雨 新京报制图/许英剑)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