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在轄區內學校落實“雙減”政策，開展體育游戲、勞動實踐、科學探究等活動。新華社發

　　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大賽巷小學學生在課后進行漢劇表演練習。新華社發

　　陝西省嵐皋縣城關第二小學通過多種途徑落實“雙減”，精心打造“第二課堂”，圖為該小學的學生在校園裡進行籃球訓練。新華社發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昆都侖區包鋼第十七小學，學生們利用課余時間學習跆拳道。新華社發

　　編者按

　　 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自2021年“雙減”政策實施以來，全社會支持和認可“雙減”的良好氛圍逐步形成，學生的學業負擔和家長的教育焦慮得到有效緩解。與此同時，隨著政策逐步落地，家長也萌生出新的教育期待，對這些期待的回應程度影響著減負政策的效果及良好教育生態的形成。為深入了解家長教育心態的新變化，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小學生家長教育焦慮的心理機制及干預研究”課題組於2022年上半年、下半年，分兩次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家長進行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對“雙減”背景下家長教育心態的新變化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並就如何更好地回應家長教育期待提出對策建議。

　　1.減輕學生負擔，緩解家長焦慮

　　 “‘雙減’政策出台后，我們覺得輕鬆多了。一個是課外輔導減了，經濟負擔輕了﹔另一個是學校的作業少了，孩子玩的時間、運動的時間都多了，不那麼累了。”上海一位小學四年級學生家長說。有效緩解家長教育焦慮是“雙減”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在“雙減”政策實施半年、一年后分別對家長教育焦慮狀況進行調研發現，“雙減”政策的出台對學生減負與緩解家長教育焦慮的效果均較為顯著，且具有持續性。

　　 學生負擔整體減輕。北京一位小學三年級學生家長說：“以前一放學，孩子有六七項任務等著完成，家長必須把時間安排妥當，他稍一磨蹭，你就會感到壓力大。現在事情少了，可以適當放鬆一些，親子關系明顯變好了。”超七成受訪家長認為孩子學業負擔有所減輕，對於減負的作用給予充分肯定，認為“孩子的自由時間和睡眠時間有了保障”（兩次調研，佔比分別為73.1%、75.1%）、“有利於孩子身心健康發展”（65.6%、63.6%）、“有利於孩子全面素質發展”（55.9%、60.6%）、“有利於親子關系和家庭關系和諧”（45.5%、50.7%）。

　　 作業減負效果顯著。陝西西安一位小學六年級學生家長說：“以前老師每天都在QQ群發作業，還要求及時反饋，一看到那個消息我就焦慮。‘雙減’后，這種情況沒有了。”在作業量方面，90.4%的家長覺得作業量合適或偏少，僅有9.6%的家長仍然覺得作業量偏多﹔作業內容方面，53.3%的家長認為學校作業“內容設計合理，符合學習需求”，32.2%認為“內容有時合理，有時不夠合理”，僅有5.3%的家長認為作業“內容設計不合理，無效作業太多”。

　　 考試唯分數、唯排名現象明顯減少。北京一位小學二年級學生家長說：“學校現在反饋成績不是用分數或者ABCD級，而是用鼓勵性的語言，這就讓孩子能夠對自己有一個比較好的自我認識，更有學習的積極性。”15.1%的家長表示學校期末採用“樂考”方式（如趣味考試，沒有書面考試），76.0%的家長表示學校“進行書面考試，但不給排名或分數反饋”，僅有8.9%的家長表示學校仍“進行書面考試，並給分數和排名反饋”，可見學校考試改革進展平穩。

　　 校外培訓壓力有效減輕。天津一位初一學生家長說：“輔導班多少是個負擔，‘雙減’后，原來報輔導班的錢可以帶孩子出去旅游，或者干一些其他的事情。”兩次調研中，分別有59.5%和60.4%的家長表示，學生參加學科類校外培訓班的數量比“雙減”政策實施前有所減少，有53.6%和53.4%的家長表示政策“有效減輕了學生的學業壓力”，54.2%和47.9%的家長表示政策“有效減輕了家庭的時間和經濟壓力”。

　　 課后服務整體滿意。遼寧葫蘆島一位小學二年級學生家長說：“學校開設課后服務后，像寫生字、聽寫等，老師都帶著孩子在校內完成了。放學回家后，家長也不用太操心孩子的作業和復習。”兩次調研中分別有77.5%和74.0%的受訪家庭孩子參加了學校的課后服務，分別有90.0%和88.2%家長表示對學校的課后服務滿意或基本滿意，74.8%和76.5%的家長表示課后服務“滿足了學習輔導需求，減輕了在家學習負擔”，59.4%和60.2%的家長表示課后服務“很好地解決了家長的接送難題”，41.7%和42.8%的家長表示課后服務“減輕了家庭經濟負擔”。

　　2.家長還有哪些擔憂與期待

　　 “作業減了，輔導班也減了，孩子放學后自己在家裡學習，可我們又怕他沒學到位，著急也幫不上忙。”“原來孩子時間佔用得比較滿，現在多出來不少時間，需要父母花更多精力去輔導。”……調研發現，“雙減”后，家長教育焦慮雖然整體緩解，但隨著政策在各地落地實施，家長的教育心態出現了一些新變化。

　　 擔心自己減負而他人沒減，期待“少減慢減”以維持子女教育競爭力。北京一名初二學生家長說：“剛聽到‘雙減’政策的時候挺高興的，慢慢地又開始擔心自己家減了別人家沒減，怕自家孩子被比下來，又希望少減一點、慢減一點。”超七成家長認為孩子的學業負擔有所減輕，但兩次調研中，分別有45.0%和44.7%的家長博弈競爭心態仍然較重：“別人都在學，自己家孩子不敢減”“擔心自己是先減的那撥會吃虧，希望比別人少減、慢減，來保証孩子的學業競爭優勢。”

　　 擔憂校外培訓治理減少孩子培優補差路徑，期待優質培訓發揮助力促進作用。遼寧葫蘆島一位小學四年級學生家長說：“我家孩子學習成績一般，放學回來，我們想輔導一下，但家長自己教總找不到好的方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有效減輕了學生學業壓力、家庭時間及經濟壓力，但有31.2%和17.4%的家長擔憂“優質輔導班難獲得，無法滿足孩子個性化學習需求”，29.5%和16.8%的家長表示“找私教等培訓形式，增加家庭時間和經濟壓力”。

　　 擔憂“不留作業”和“不給分數”找不到教育抓手，期待得到充分反饋以精准發力。陝西西安一位小學六年級學生家長說：“學校不考試不排名，你不知道孩子的學習水平，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幫他補習。”作業減負及破解考試唯分數論是廣大家長乃至全社會多年的呼聲，但兩次調研發現，分別有35.0%和20.8%的家長認為“當前作業量稍少或過少，期待有適當作業練習來提高孩子成績和養成學習習慣”，26.1%和26.4%的家長對“考試不反饋分數和排名”持保留態度，希望得到充分的學情反饋，以針對性地做好家庭教育支持。

　　 擔心線上教學拉低學習效率，家長期待加強居家學習管理。受疫情形勢影響，今年以來，多地採取線上教學。北京一位初一學生家長說：“網課的效率沒法保証，你沒法一直盯著孩子，老師也沒法在線上盯著那麼多學生，孩子每天坐在電腦前上課，但他學進去多少、學會多少，不好保証。”對中小學生疫情居家學習狀態的調研中，有23.3%的學生認為自己居家學習的學習效率與平時相比變差了，有19.8%的學生認為居家學習后學習主動性變差了。改進居家教學模式，提高課堂互動和課后管理質量，做好居家學習中的減負提質工作，保証學生學習效率和學習主動性，成為家長普遍期待。

　　 非學科類培訓熱引發新“競爭”，家長期待在素質教育上全面發力。江蘇揚州一位小學一年級學生家長說：“我們周六周日還會報一些樂高機器人、圍棋、書法、美術、鋼琴等課程。空下來的時間總得填滿，就多上一些素質教育類課程。”“雙減”政策消減了家庭在學科類培訓上的發力點，加之教育改革對學生全面素質提出了新要求，使得家庭教育投資方向從“葷雞”（指針對學習成績發力“雞娃”，參加學科類課程培訓）轉向“素雞”（指素質教育“雞娃”，參加非學科類課程培訓）。調研發現，很多家長或出於功利性目的，或出於素質教育期待，幫孩子增加了大量素質類培訓課程：“‘雙減’之前隻有數學和美術兩個（培訓班），‘雙減’后又報了一個形體課，一是想矯正孩子的走路姿勢，另一是想讓她更自信一點。”

　　 擔心“減出來的時間”沒做“有意義的事”，期待建立家庭教育新模式。山東淄博一位初二學生家長說：“‘雙減’后，時間是有了，但是不知道怎樣幫助孩子培養學習習慣、參加體育運動等，在親子相處方面，還在摸索。”兩次調研中，分別有64.1%和43.7%的家長表示，對孩子的管教方面，時間和精力沒有減少，但對如何提高自身教育能力有很多困惑。他們期待家庭教育更加豐富、有效，能夠針對孩子的興趣和能力進行差異化培養。

　　 擔心公辦校與民辦校減負力度不均，期待不同類型學校管理的一致性。廣東惠州一名小學四年級學生家長說：“我們這邊，‘雙減’主要減在了公立校，私立校其實沒有減。人家該上什麼課就上什麼課，周末該怎麼補還怎麼補。”這些年來實施的“就近入學”“片區搖號”等生源均衡政策，保証了學區或片區內校際教育均衡，教師輪崗、共同教研等措施也使得薄弱學校的教學成績得到了顯著提升，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家長擇校焦慮。但民辦學校監管較鬆的現象引起了家長們的新關注。不少人表示：“要減大家一起減，希望能節奏一致，要有制度進行監管。”

　　 擔心學校課后服務個性化程度不足，期待提高課后服務的豐富性和有效性。北京一名小學五年級學生家長說：“三點半放學后，有的學校能組織比較多樣的課外活動，比如體育活動、藝術類課程等，這主要看學校有沒有相關的師資力量。但有的學校只是安排一些自習課或者寫作業。”課后服務有效減輕學生學習負擔，也緩解了家庭看護壓力和經濟負擔，在此基礎上，很多家長期待學校提高課后服務水平。22.2%的家長表示“課后服務內容單調，針對性差”，12.3%的家長表示“課后服務輔導質量和師資較弱”，希望能進一步增強課后服務內容的豐富性、針對性。

　　3.家長擔憂與期待背后的深層動因

　　 家長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呈雙高趨勢，對高質量教育訴求讓家長願意在孩子身上“過度投資”。湖北宜昌一名初一學生家長說：“賺錢就是為了培養下一代嘛，當父母的肯定希望能給孩子創造最好的學習條件，哪怕經濟投入多一些，隻要孩子成績能提高都值得。”調研發現，家長對教育高期待和高投入的心理傾向，使他們更願意在子女教育上過度投資，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教育拼父母”和“雞娃教育內卷化”現象。此前，課題組對北京市家長調研的數據顯示，96.2%的家長期望孩子未來學歷在本科及以上，家庭會將總收入的12.5%用於子女校外輔導，願意為孩子的學習“過度付出”。“隻要你能往上考，我們砸鍋賣鐵也要供你讀書”是“70后”和“80后”在自身成長過程中熟悉的教育話語模式，他們自然會將這種模式向其子代教育轉移。

　　 崇尚考試文化與教育高回報率影響疊加，家長期待通過教育競爭幫助子女獲得更好教育機會和更高社會經濟地位。北京一位小學一年級學生家長說：“我跟孩子爸爸都是那種在小地方努力學習，考到北京后留下來的，我們本身就是應試教育的受益者，對‘多上課多學習來提高成績’這個事也特別認同。”長期以來，社會心理層面上積澱了深厚的崇尚考試文化，形成學生學業負擔過重問題的心理文化動因。同時，“70后”和“80后”對“教育改變命運”體驗深刻，他們作為父母更傾向於通過密集型教育方式幫助子女，期待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獲得更好的社會經濟地位，這種心理一段時間內較難改變。

　　 網絡個性化信息推薦機制使家長獲取信息途徑窄化，家長的競爭焦慮易被激發。2022年3月北京一份疫情流調表反映的“某孩子一周上23個培訓班”的新聞，在短時間內引起家長的廣泛關注，雖然該信息被及時辟謠，但是這類“別人家的孩子沒有減負”信息加深了家長的競爭焦慮，激發了家長的觀望和“備跑”心態。有家長表示：“這種狀態就像穿著跑鞋睡覺，一旦發現有人在教育競爭中半路搶跑，我們就要立刻跳起來加入搶跑隊伍中。”近年來，受社交媒體及短視頻等網絡信息個性化推薦機制的影響，信息窄化及信息“繭房”效應加劇，一定程度上對家長減負的決心和良好教育生態的培養產生負面影響。

　　 優質教育資源稀缺，家庭對“好小學—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學”的優質教育資源鏈式預期無法得到滿足。遼寧葫蘆島一位小學五年級學生和高一學生家長說：“兩個孩子都是從農村轉學去城裡上小學和初中，上了好的小學，才能上好初中，將來才有機會上好高中、好大學。”優質教育資源稀缺在我國仍是一項長期性難題，在當前優質教育資源無法完全滿足所有家庭的教育需求時，必然發生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內卷式爭奪。訪談中，很多家長表示，內心有較強的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鏈式預期，“在中考、高考選拔和考核機制沒有變的情況下，怎麼讓你的孩子被好學校選上？最后還是要每個家庭花時間去抓學習。”這些家長在“高考仍在”與“不敢減負”及“仍然焦慮”之間建立了固化的因果關系。

　　4.回應家長教育期待，進一步減負提質

　　 推進教育教學改革，提升學校教學質量。科學穩妥改進中考、高考選拔機制，與減負要求相匹配，使學生的素質素養在考試中佔據更大權重、得到更好體現。各地學校進一步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給予學習困難學生個性化課后輔導。推進分層分類教學改革，滿足學生差異化學習需求。學校做好作業設計與考試分析工作，提高作業設計的有效性和科學性，合理界定學業負擔和必要的學習任務，實事求是地落實“雙減”政策。加強家校信息溝通，如實反饋優良中差學業等級，並將學生的錯題類型、知識漏洞、能力漏洞等學情信息及時反饋給家長，為家庭教育提供有力支持。

　　 協同公共教育資源，支持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項目。依托青少年宮、科技館、圖書館等資源單位開展各類課后活動項目，利用中小學運動場和社區閱覽室等提供課后活動場所支持。廣泛聘請黨員、優秀家長、“五老”、大學生等為少先隊校外輔導員，增加校外工作力量，更好地組織中小學生課后活動。支持和發揮少先隊組織育人優勢和實踐育人特色，加快少先隊校外組織、陣地、活動、隊伍建設，將更多的資源、項目向基層少先隊組織傾斜，鼓勵其更多組織開展高質量的校外活動。

　　 引導家長樹立健康的教育價值觀，做好心態引導及能力培養工作。做好家長教育心態的常態化調研，及時關注和糾正隻顧眼前成績提升、忽視兒童健康成長、讓孩子“超前學習”的不良傾向。完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開設家長講堂及心理熱線，緩解家長教育焦慮，提升家長教育能力。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系和溝通模式，為兒童成長提供支持，培養兒童擁有健康心理、完善人格、良好習慣、自主能力，實現家庭教育價值的有效回歸。

　　 加強升學信息管理，引導媒體信息推薦和算法設置機制。不斷提高升學信息公開透明度，避免讓家長抱著“先做好准備，省得用時后悔”的心態盲目推動孩子過度學習以獲得各種証書或獎項。建立對“雞娃群”“升學群”等的信息管理機制，督促社交媒體、短視頻等平台合理設置網絡信息推薦機制，對於故意販賣教育焦慮來增加流量的，要進行嚴管。

　　 （課題組成員：田宏杰，系北京青少年教育與發展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鄧林園，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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