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為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注入強大動力（大家手筆）

潘懋元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雙一流”建設作為“優先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內容，吹響了新時代“雙一流”建設的號角，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進入了新時代。

一流大學不僅體現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而且象征一個國家科學與文化實力。在沒有各種大學排行榜之前，一流大學或著名大學是社會對一所大學的整體評價，其根據是一些不成文的社會共識：一是有卓越的辦學理念和辦學實踐，而且能夠一以貫之，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巴黎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柏林大學等都是如此﹔二是教師水平高，有一批大師級教師，如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雖然是所小型學院，卻擁有眾多院士﹔三是學生整體素質高於一般大學，並且培養出一批有突出貢獻的著名校友，如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院這所小型師院就因為培養出微生物學家巴斯德以及著名的文化總統蓬皮杜而受到世界關注。

由此可見，一流大學既可以是具有卓越科研實力的研究型大學，也可以是特色鮮明的行業型院校﹔既可以是學科齊全的綜合性大學，也可以是“小而精”的學院﹔既可以是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老牌大學，也可以是銳意變革、勇於創新的后起之秀﹔既可以致力於培養世界領袖，也可以專注於鍛造工程巨匠。一流大學的精髓在於擁有一流的辦學理念，而一流大學的個性則體現在使命擔當、戰略選擇和發展目標的差異上。無疑，一流大學既有共性又各有特色，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結合。但是，自從西方國家的大學排行榜盛行以后，一流大學就基本被固化於若干所精英化的研究型大學。這是值得商榷的。

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主要也是以西方國家的大學排行榜為標杆。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階段過渡和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更應注重從我國國情出發，緊密對接社會需求、科技前沿和產業發展。正如習近平同志強調的，我國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決定了我國必須走自己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扎實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因此，新時代加強“雙一流”建設，要以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為目標，既建設學術性研究型大學，又激發不同類型高校爭創各種類型的一流。其實，不同類型的高校各有所長，都有爭創一流的潛質。傳統學術性研究型大學可以辦成世界一流大學，在某些領域具有特色的應用型大學同樣有望辦成世界一流大學。因此，在“雙一流”建設中，應堅持統籌兼顧、多元發展。

大學與學科休戚相關。一所一流大學必然擁有一個或數個一流學科。從世界范圍看，多數世界一流大學都是學科齊全的綜合性大學，但學科齊全並非一流大學的必要條件。不少高校從建校之初就選擇有限的幾個學科作為重點發展領域，並舉全校之力將其發展成為優勢學科、特色學科。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其創立之初僅創設土木系、機械系和化學系三個系，該校的辦學目標定為在有限的領域培養引領世界科技變革的先驅者。同時，諸如加州理工學院、印度理工學院、巴黎高等師范學院，莫不是凝聚合力重點發展有限的幾個學科，據此成為聞名於世的一流大學。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流大學的根基在一流學科。一流學科不應局限於研究傳統的“高深學問”。“雙一流”建設以“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為根本指向，所謂“中國特色”就是立足中國具體國情、直面中國現實問題。因此，一流學科建設應立足現實問題，有自己的價值標准。

“雙一流”建設需要多樣化的高等教育發展生態，而多樣化的高等教育發展生態必須輔之以多樣化的發展標准。一個合理的高等教育系統猶如一支樂隊，既要有鋼琴的演奏，也需要大、小提琴等的參與，如此才能奏出完美的樂曲。每一種類型的院校和學科都各有所長，都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從大學演進史看，幾乎沒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學是依照固定的模式發展起來的，無一不是在漫長的探索中實現個性與共性的統一。在“雙一流”建設過程中，應積極引導有實力的地方院校根據自身特色和區位優勢，設定差異化戰略目標，激發地方政府、行業參與“雙一流”建設的積極性，實現大學、政府與社會的動態聯合，促進高等教育形成多元發展態勢。

競爭是高校實力提升的基礎。“雙一流”建設應打破身份固化，打破一勞永逸的“標簽化”思維。一流的身份並非終身享有，而是可進可退、動態調整的。“雙一流”建設應輻射全國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高校，所有有實力、有特色的高校和學科，不論出身都應有機會躋身“雙一流”。隻有這樣競爭，才能通過“雙一流”建設促進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普遍提升，為我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注入強大動力。

（作者為廈門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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