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重慶工商大學數百名教師集體維權。據悉,導火索為校領導層試圖強行通過新的績效考核實施方案,該方案被指缺乏對一線教職工應有的尊重。
重慶工商大學這一事件,使高校管理機制方面的問題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行政單方面出台政策容易出問題
“高校信息公開是指高校根據法律法規和高校規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規定程序,將信息及時、准確地向學校師生員工或社會公布的過程。”這是教育部文件《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載明的內容。該綱要還提出要“完善教育信息公開制度,保障公眾對教育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越公開,就越公正。”輿情研究專家、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沈陽在談到高校信息公開時說,信息公開越到位,機會公平就越能凸顯。“高校很有必要進行信息公開,特別是涉及和財務相關的信息,要進行民主協商和科學決策,在利益相關人知情且獲得大多數人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利益調整。”
沈陽說,重慶工商大學事件表明,在微博時代,一些事件如果處理不慎,就極有可能升級為公共事件。成為社會公共事件后,如有媒體進行採訪報道,相關單位有必要及時向媒體作出回應。總之,面對這一事件,重慶工商大學既應消解校內教職工的不滿情緒,也要及時回應社會上的關切。
沈陽說,高校本應是擔負公平公正思想啟蒙的地方,所以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更應注重決策的透明、公開和公正,並且通過讓決策的公開公正運行,破除高校日益嚴重的行政化色彩。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認為:“事關教師群體的利益決策,不能由行政單方面出台政策,應該要事先公開、廣泛征求意見,進行民主決策,進行充分的討論和溝通,否則肯定是要出現問題的。”
工資改革應先去行政化
對於重慶工商大學的績效工資改革,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句華說,績效工資改革在事業單位裡面的實行是目前我國工資制度改革的重點。“最近二三十年來,從國外到我國,在工資制度的改革方面,加大績效工資的比例是方向,不能干好干壞都一個樣。”
而績效工資怎麼實行,很大程度上還是決策的問題。句華認為,老師應當參與學校績效工資考核實施方案的決策。“從工資制度、薪酬制度改革的角度來說,所有方案的決策都應當是慎重的。對於學校來說,應該有職代會和教代會,要有他們通過的程序。像重慶工商大學這種情況,在決策實施的過程中是有瑕疵的。”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李習彬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認為在學校決策過程中,把教師的意見納入討論范圍是毋庸置疑和必不可少的。
在句華看來,高校的績效工資該如何實施,這相當有爭議且很難抉擇。“什麼是績效?行政和教師崗位在績效評估方面的方式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區別。教師這一塊,從績效考核的角度來說,本身就是個很難的問題。高校中,對於行政人員和教師的利益平衡問題也是個老問題。”
“我們很早就提出過‘教授治校’的這個理念,但是在實際中卻沒能實現。這個問題也給我們很深的教訓,就是如何在一所學校能真正實現‘學術至上’,真正體現‘教授治校’。包括收入分配,應該向專家學者適當傾斜,讓更多的人願意去搞學術、搞創新、搞研究,而不是鼓勵人們去當學校的行政領導。”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如果導向不改革,提出要打造國際一流大學、提高高校創新能力可能都“缺乏后勁”。
李習彬在談到高校管理機制的問題時說,具體到一個單位、一所學校來看,是領導決策上的失誤。“但這並非偶然,這是體制造成的問題,不光是這所學校,全國都存在類似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國高校行政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也不僅僅是決策的問題,整個國家高校管理體制問題都需要改進。
汪玉凱認為,高校行政化表現在各個方面,而行政化的危害絕不僅僅是在收入分配這一個方面,包括學術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響。此次引發的重慶工商大學這些老師的“抗爭”,只是行政化弊端爆發點的一個方面。“如何用良性的、好的分配機制把學院搞活,也是我們在高校發展建設中需要認真探索的重大問題。”
熊丙奇說,依據教育部2012年發布的《依法治校——建設現代學校制度實施綱要》,解決高校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真正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這是解決現在學校內部決策的科學民主,處理好教師矛盾和家校矛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