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演进嬗变中的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

　　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嬗变的过程。历史上中世纪大学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智慧之花”。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具有显著的国际性 ,一个学生通常在一所最近的大学开始学习,然后在另一个国家或另几个国家的大学完成学业 ,在一所大学的学生可能来自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

　　在“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下, 洪堡、费希特等一批新人文主义学者创建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开创了近代大学的模式 ,对欧洲乃至世界大学影响深远，她的创建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继起”拉开了序幕。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不仅对美国、法国、英国, 还对日本、希腊、荷兰、比利时、俄国、丹麦、挪威、瑞典等国产生重要影响，世界各国赴德留学的学生络绎不绝。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从德国大学中获益最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国家的发展步伐逐渐加快, 带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逐渐加快的结果之一，是进一步加速了大学国际化的步伐。西方的大学在经历了以教学为使命、本土化为目标、科研为支撑、社会服务为方向之后,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培养目标增加了“国际理解和交流”,密西根大学提出了“为全世界服务”,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推出了“全球校园”,波士顿大学则将其使命定位为培养“世界公民”。

　　1998年6月，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教育部长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会议，与会者在会议期间对促进教师和学生流动，建立相同的高等教育三级学位体制（学士、硕士、博士），扫除学位和学历相互承认的障碍等问题达成共识。次年，欧洲29国教育部长，包括欧盟成员国和申请国，共同签署了波罗尼亚那宣言。此后，为促进和落实“波罗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欧盟委员会于2003年提出一个称为“伊拉斯莫计划”（Erasmus Mundus）的高等教育项目。

　　该项目要求欧盟各大学设立联合课程和联合学位，使教学和科研增加国际合作色彩。此项目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合作性学生交流项目：支持高质量的欧洲研究生课程，每一课程都由欧洲若干所大学联合完成。此项目提供优厚的奖学金，以便来自全世界的学生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生课程学习中。此外，这个项目不仅面向欧洲学生，还面向欧洲以外的第三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俄罗斯从教育市场化、法制化与建立共同愿景等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思维出发，积极推行一系列高教国际化改革，如办学主体多元化，重新定位大学及其分类方式，寻求区域合作伙伴关系，构建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体系等。俄罗斯在坚持自身教育民族性的基础上，由国家主导推行了一系列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行动，促进了俄罗斯在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了其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非盟于2007 年提出了《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战略》，对非洲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体化战略”提出加快制定一个指导联合课程开发和人员流动计划的战略，整合现存资源，鼓励众多机构参与合作，大力拓展资金来源，希望到 2015 年至少开发成功 30 个区域合作项目，并逐步深化与各国高等教育的交流融合。

　　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8）积极推行国际化战略，以“国际公认的、处于引领地位的精英大学”为目标，在提高知名度、拓展国际高等教育、吸引高质量留学生、开展世界知识前沿领域研究合作等诸多方面，成效卓著。

　　在印度，加尔各答的Heritage理工学院（HIT）的目标，是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一流印度大学的学术服务，同时为他们创造不低于西方大学的学生支持服务体系。该校已经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等外国大学建立了学生互换等交流合作计划。海得拉巴的印度商学院非常重视国际流动性和职业生涯发展，该校是印度第一所进入世界

　　300强的大学，已接收来自沃顿、凯洛格、伦敦商学院等世界知名学府的访问学者。2008年，该校在《金融时报》的排名甚至高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凯洛格商学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并将此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战略任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已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高等学校不仅普遍重视教育理论、高等学校管理经验的交流，还积极推动与别国在图书资料、教学音像制品等方面的共享。日本高校还普遍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姊妹学校”保持经常性信息交流，积极参加和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另外，日本还大力发展网络大学，使国内外学术信息通过网络快捷自由流通。

　　二、国际化：中国大学的追梦之旅

　　中国的大学制度是从西方引进来的。19世纪后半期,洋务派创办了很多新式学堂,按性质可分为方言学堂、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三类。19世纪末,教会开始在中学基础上增设大学课程或大学班级,教会大学由此应运而生，到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已发展至8所。其中，第一所是1900年由著名的中西书院改名的东吴大学,第二所是1905年由圣约翰书院发展而来的圣约翰大学。教会大学的产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教会大学的发展则为中西文化的深入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渠道。可以说,教会大学促进了中国大学的发展。

　　20世纪初,有识之士要求废科举、兴学堂,进而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作更深层次的变革。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早年留学德国,并多次到欧美国家考察高等教育,他提出了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体现了西方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北京大学办学应以此为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界全面学习苏联,试行全国统一的专业教学计划,按照专业培养人才。苏联专家大量进入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到大学任教,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指导,帮助指导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以及教材和讲义的编写工作,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大学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同时,要积极借鉴国外大学的办学和改革经验,为我所用,使大学的国际化加快进行。具体表现在：

　　一是大学人员跨国流动频繁。大批的学生、教师到国外留学；同时,中国大学也吸收了不少的留学生。从1980年到1992年，中国吸收留学生的人数逐年不断提高。学科专业领域也有所扩大,仅1989年就聘请了近四千名专家和教师。二是在办学模式、大学治理、科研体制、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学习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流大学的经验。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培养新世纪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提出要加大课程结构和内容的改革力度,制定学分互认政策,鼓励学生到国外选修学分,提升课程国际化水平。20世纪末期,中国开始推出高等教育的“211工程”和“985工程”,提出通过一定时间建设,使中国有若干所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也是中国大学学习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大学模式和制度,推进中国大学国际化的重要策略。

　　进入本世纪后，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大学国际化已不是一个命题，而是大学发展的常态和生存方式，国际化陪伴中国大学走过追梦之旅,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大学与外国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交流越来越多，政府间合作交流平台越来越广。200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共识，将“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作为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之一，即到2020年，东盟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到东盟的留学生都将达到10万人规模。此外，基于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传统友谊、加强互利合作而共同创建的“16+1合作”平台，不仅促进了中东欧关系的全面均衡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同中东欧各国的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也大大增强了在人文等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

　　2016年6月，中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并成为第18个会员国，由此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标志着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标准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得到了国际认可，工程教育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中国高等教育真正成为了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能够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平等对话。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是中国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与建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去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是一个国家的战略，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路径图。根据《总体方案》，要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一是要有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二是实行开放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需要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协作。

　　今年以来，围绕中央提出的“教育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高等教育界已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中央提出深化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和教育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是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下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教育界顺应文化多样和人文沟通的重要选择，彰显了教育对于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不懈追求。

　　中国大学现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大学的国际化始终伴随其中,中国大学模式和制度走过了模仿-融合其他国家大学的道路。当下全球实力东移，亚洲是世界东移的中心，中国应超越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单向学习和借鉴欧美的境况，不断优化自身的高等教育模式，结合国情和民族文化特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国际化道路，力争到2030年或是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领先的教育强国。

　　三、深度国际化：着眼点和着力面

　　（一）目标使命：培养更具国际竞争力和跨文化领导力的创新型人才

　　深度国际化的“深”，不仅体现在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和认定体系国际化的程度，更体现在国际化过程本身的潜移默化。深度国际化要求坚持遵循国际通行的标准，推进教学质量保障的国际化，推进专业国际认证，将国际化教育理念体现在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和保障体系的全过程。深度国际化的“深”也体现为，不仅要通过国际化解决本国在教育数量、质量和供需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扭转因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在世界知识体系和高等教育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更重要更根本的还体现在目的使命上。

　　高等教育深度国际化的目的使命，当是培养更具国际竞争力和跨文化领导力的创新型人才。尽管国际化目的还有很多，如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增加留学生的派遣，以及合作办学等，但根本的目的使命当如此。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创新型人才竞争，一个国家只有培养、吸引、凝聚、用好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创新型人才，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才能抓住实现发展目标的第一资源。经济全球化需要大量既熟悉国际经济运作，又了解各国国情、法律、文化，而且能熟练掌握外语、科技的国际化优秀人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要求大学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和国际战略眼光的高质量毕业生。一个只能在本国文化环境工作的毕业生，在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只具有非常有限的价值。一所不能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大学，断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各国政府和高等院校的首要任务，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已成为彰显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志。大学只有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才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发挥好大学职能，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为何在国际化人才中突出强调创新？因为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而大学在国家创新战略中又起作主导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教育促进政策以推动本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德国于2005 年就推出高等院校“杰出计划”和科研机构《研究与创新公约》。2010年中国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当然，这些创新并非封闭的、囿于本土的创新，而是更加开放的、国际化的创新。

　　（二）价值引领：追求全人类的根本共同利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前不久公开出版的一份题为“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的研究报告。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70年以来，继1972年出版的研究报告《学为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简称《富尔报告》Faure Report）和1996年出版的研究报告《教育：内在的财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简称《德洛尔报告》Delors Report）之后，又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在这一报告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在21世纪需要怎样的教育？在当前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教育的宗旨是什么？应如何组织学习？我们必须高瞻远瞩，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重新审视教育。博科娃认为，这种重新审视的结果，就是我们21世纪的教育应该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这种转变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作为深度国际化的价值引领，必须同样追求全人类的根本共同利益，即促进正义、社会公平和全球团结。教育国际化必须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尊重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责任分担为基础。在国际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必须以全球视野教导人们学会如何在承受压力的地球上生活；必须重视文化素养，立足于尊重和尊严平等，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结为一体；必须促进人权和尊严，消除贫穷，强化可持续性，为世界所有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三）着力加强数字化时代的大学能力建设，追求卓越品质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首先应该是大学的现代化。没有大学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试想，一个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大学，向谁开放？谁跟你进行国际交流，谁跟你合作办学？谁到你的大学来留学？当然，大学的现代化，不仅仅指硬件，如校区环境、教学楼、教学设施、信息化水平等，还包括软件，如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教师的素质、学术水平及外语水平)是否达到现代化水平。这就需要加强大学能力建设，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数字化时代的能力建设，追求卓越品质。高校只有在办学模式、学科建设、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师资队伍打造等方面不断提升能力，才能在国际教育的竞争市场中获取一席之地。

　　为此，大学需要牢固树立国际化的办学理念，不断完善国际化教育的法律体系，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及管理制度，优化国际化教育实践模式。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虽然先进国家采取了各种积极推动政策，如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完善各项信息服务，但其政府功能的发挥也多是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制度性、规范性公平竞争的大环境，而非直接干预和参与高校国际化教育的具体活动。高校应在国际合作办学、合作科研、课程国际化及学生和学者国际流动等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国际化办学中打造自身的特色，强化自身实力，从而广泛吸收全球学生和人才。

　　高校尤其要致力于追求卓越与多元发展，以国际化视野选择具备发展潜力的特定领域，建立直接而密切的合作关系，携手开展培育人才与科学研究的探索与实践，全面提升大学的知识创新与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大学系统创新，有效聚集创新要素和资源，积极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与新机制，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与融合，推动重大、标志性成果的产出，提升大学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基础学科的国际科研合作、布局交叉学科的国际交流、综合建设跨国跨校跨界的联合实验室，实施学制灵活、课程设置丰富的学位项目和交换项目。

　　（四）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打造人类教育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创新要素的加速流动，将大学带入了密切交流合作的新阶段，各国大学虽然文化、价值、特色不同，但开放包容、合作互补已经成为共同选择。著名的博洛尼亚进程、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太平洋沿岸国家大学协会以及最新成立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中俄工科高校联盟等，都是世界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具体实践。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多种文化交错共存的全球化社会，全球通讯正在缩小我们这个世界的空间。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政体互相尊敬和互相理解是健康全球化社会的关键特征。现在，主流思想家越来越认识到，未来世界必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未来世界的和平共处依赖于对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切实尊重。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具体实施机构，大学在互相尊敬和互相理解的发展过程中应起中心作用。

　　近一段时间，尽管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似乎昭示着世界性民粹主义泛起和反全球化运动抬头，但科技的进步已经使全球化变得不可逆转。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消费者也在要求全球化持续发展下去，每个人都会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世界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妨碍资本、技术和产品跨国界流通的障碍一个个被拆除，继之而来的是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信念的交流、交锋和交融。其中有些在相互冲突和撞击中形成了新的文化，有些则会改变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特性。

　　需要正视的事实是，全球化在某些维度上已成为单一模式的“普及化”和“同化”，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西化”和“欧美化”。在文化领域，恰如学者汪涌豪指出的那样，强势文化甚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迫使其他文化（不知不觉）地“拥趸化”。今天的全球化看起来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但实际上是西方的示范效应被无限放大，从而压抑了其他文化的发育，压抑了弱势群体的表达。

　　上述种种都值得警惕。要切实把握好全球化与本地化、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借鉴与秉持之间的辩证关系。切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切忌不带水土的移植和生搬硬套。国际化发展道路必须突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必须突出特色化发展。特色是每所大学历史的积淀和差异化发展方向。这种差异化体现在国际化发展的方面，可以是多向性或单向性，也可以是“高大上”或“小而精”，还可以是“面面俱到”或“有的放矢”。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内化出差异性和特色化的比较优势，这才是深度国际化应该体现的品质，千篇一律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本身就背离了大学国际化的初衷。引进的国际课程须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及建设才能落地生根。这一过程既是课程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课程国际化的过程。国际化和本土化只有相互融合，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型和特色化。

　　中国的大学在与别国大学的人员、文化、知识和理念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须通过自身话语的表述完成创新。只有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融中，探索适合自身民族特色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的大学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大学之林，也只有如此，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才称得上是国际化精英。

　　（五）在更深层次上关照本土文化传承和本国利益诉求

　　放眼全球，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服务输出的大国。通过合作办学、建立分校和远程教育等形式，它们建立了高等教育的全球市场。韩国基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导向、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高等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效仿美国选择了外向型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近年来，这些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化过程中，在更深层次上注重关照本土文化传承和本国利益诉求。

　　加拿大在国际化进程中曾就其大学的“加拿大化”问题进行过大辩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加拿大的学校教育系统是否在教育加拿大人关于加拿大的东西。结果，加拿大人意识到，国际化应该成为其高等教育政策内的一个目标，因为它代表了国家利益，在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中了解自己的民族是举足轻重的。由此，他们开始关注本土具体教育事务规律的研究，在人文学科范围内和社会科学领域内朝着新的方向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寻，如与其他国家订立双边奖学金协议、发展倡议及开展了一系列国外研究项目等。

　　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强国，美国的研究生院被称为“世界研究生院”，它对世界各地最聪明、最有潜质的学生构成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通过设立优厚的奖学金、提供严格的知识培养和科研训练、有效的移民政策，美国将留学人员转变为推动国家科研和科技成果转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9·11”后，美国的教育战略重点由通过设立各种资金和留学项目接受他国学生，转为促进双向交流，并制订了到2017 年派出100万美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战略目标。

　　半个世纪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起着政治控制、经济赢利、外交渗透、文化与教育输出的重要作用，而且巩固了美国与世界各国的战略关系，维护了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由此可见，制定服务于本国、社会和地区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国际化教育举措，使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高度服务于本国利益，不仅是以信息化带动专业建设现代化，以国际化促进学科结构科学化的需要，更是吸纳全球顶级人才，提高国家经济、科技与高等教育竞争力的需要。

　　近年来，韩国通过积极推动留学生的双向国际交流，既实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还有效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韩国文化，提升其软实力。推广的具体措施为：在大学课程设置方面，注重引进他国先进教育内容，同时兼顾本国教育内容的开发与传播；在高层次人才交流方面，按照“走出去、引进来”的原则，积极促进国际间人才与技术的双向交流与相互融合，重点倾向于韩国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交流往来；在留学生工作方面，韩国主要是在向美国等发达地区输送留学生的同时,同时也发挥留学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的重要作用，不仅大量吸纳亚洲学生赴韩留学,而且积极地在留学生主要输出国建立韩国大学海外分校和韩国文化体验馆等。

　　（六）国际化评价：更加多元和全面

　　国际化是高水平大学的显著特征，也是对一所大学实力水平评价的重要维度。目前，国际化已经成为高水平大学竞相发展的战略重点，国际化已融入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学科建设以及管理服务等工作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国际化也是教育部新一轮学科评估的重要内容。然而，高校国际化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切忌偏颇、片面，切忌一刀切，国际化评价要特别注意更加多元和全面。

　　自2013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开展了“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内容涉及国际化理念、学生国际交流、教师国际交流、教学国际交流、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声望、国际化管理、国际化校园等多方面。同时，还把学生国际流动数量、国际教师比例、教师海外背景、课程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和采用外语教学的比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以及经费成果国际交流等体现办学国际化的项目，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近年来，该排行榜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及综合性大学的国际化发展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已经成为高校开展国际化工作的重要参照指标。这项评价体系旨在系统性推动各校从自身学科优势出发，探寻和发展符合学校特点的特色化、差异化和创新型国际化道路。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教育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再没有比教育更加强大的变革力量。大学是创造知识的殿堂，创新是知识和文明的不竭动力，合作和交流是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度国际化一定能够为开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美好未来，为扩大中外人文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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