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户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非洲加纳共和国学员学习书写毛笔字。

刘沪波 徐晓彤 摄

年底将近，职教战线各种会议论坛一个连着一个。从会议聚焦的主题，不难梳理出整个战线的热点和“痛点”。

11月2号，由浙江工业大学主办的“职业教育西湖论坛”在杭州举行；11月4号，由宁波市教育局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职业教育开放国际论坛”在宁波举行。两场相隔一天的论坛，不约而同地选取了“职业教育国际化”这样一个共同的主题。显然，对于站在经济高地和教育高地上的浙江省来说，职业教育再攀高峰、持续提升，国际化是其一项重要发展战略。正如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朱鑫杰在宁波论坛上所言，“浙江制造”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需要打造职业教育升级版，而国际化是打造升级版一条便捷可行的路子。

内涵提升的良好契机

其实不仅是浙江，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也纷纷将国际化作为职业教育下一阶段的主攻目标。江苏在新近启动的高等职业教育卓越计划中就提出，“所有高职院校至少与国外一所知名院校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建设30个高职层次中外合作办学示范专业，推进高职院校专业课程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衔接。”

从国家层面，对于职业教育国际化也日益重视。在国家高职质量年报的监测指标中，已明确提出新增国际合作和国际影响力指标。据了解，教育部正在编制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五年行动计划。随着这个行动计划的出台，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将基本完成。

“无论是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看，还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或是从我国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看，职业教育的国际化都十分必要。”对于国际化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大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教育与价值教育联合会秘书长熊建辉毫不感到意外。

他认为，欧盟和东盟都在大力推进区域间职业资格框架的制定与实施，以实现劳动力区域内自由流动。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资本、商品和服务与各国的大规模交流互动，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加速了与世界融合的步伐，如何培养大量的具有国际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对我国职业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加大与国外职业教育机构的交流合作，提升管理者、师资队伍的国际化视野，实现人才培养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的对接，是必由之路。

“选择国际化道路也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熊建辉认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生源危机”和“质量危机”，将办学重心向“内涵提升”转变成为职业教育摆脱困境的当务之急，而加快国际化进程为“内涵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成绩不俗困难不少

其实，我国职业教育这些年的发展，一直离不开对发达国家经验的借鉴，特别是在高等职业教育20多年的发展中，不难看到其他国家的影子——融合德国经验，学校和企业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融合澳大利亚TAFE经验，实施“双证书”，建设共享型教学资源库；融合美国经验，职前与职后结合，为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学习；融合新加坡经验，注重教师的研发服务能力，注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在将这些发达国家的培养模式融会贯通之后，我国职业教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特色。

“不同地区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模式也各有其特点。”西湖论坛上，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评价研究院副院长陈衍对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的国际化模式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北京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的组织作用，由政府出面联系、组织交流，签订政府间协议。而上海则强调国际资格认定，打造多边互认体系，促进人才流动。目前上海中职已经有13所学校的22个项目与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浙江的特点则是重视多样化合作办学，有融合式办学，也有嫁接式办学，还有松散式办学。

“虽然发展模式不同，但各地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陈衍说。第一个阶段，以引入理念和资源为主，实现职业学校的初步对外开放。第二个阶段，注重平等对话交流、输入输出并举，实现职业学校的全面对外开放。第三个阶段，注重资源输出，达到标准、质量和模式的国际融合。

“政策对话、师生交流、合作办学、合作研究，以及职业教育‘走出去’，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形式丰富多彩。”身兼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职业技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理事长一职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爱武，在国际化研究上投入了很大精力。

据他介绍，我国有27个省的386所高职院校与国外27个国家地区的321个教育机构开展了合作交流，合作项目近900个。江苏、浙江、上海的合作项目数量排在前三位，分别达到196、75、59个。合作方排在前列的依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其中与澳大利亚的合作项目达到243个。合作的专业则主要是管理学和工学，分别有402个和319个。国内高职院校招收的外国留学生总数过万人，其中天津高职院校的留学生超过2000人，北京有1500人，之后依次是浙江、江苏、山东，基本集中在发达地区。

“我们现在所统计的合作伙伴数、外专外教比例、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比例、学生海外经历比例等，都是可量化的指标，而国际化的办学理念、专业与课程的国际标准程度、教师的国际视野、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就业竞争能力则是隐性指标。提升隐性指标才是国际化的根本目标，量化指标是提升隐性指标的牵引和手段”。孙爱武总结。他认为，目前所开展的互访、聘请外教和师生境外交流培训相对来说操作容易、见效明显，而境外办学、招收学历留学生、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引进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等，因为不仅涉及学校本身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还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较难开展。

虽然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也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孙爱武认为，虽然国际合作项目增速快，但参与的院校并不广泛；合作办学项目涉及的专业多，但专业结构失衡、办学层次不高；虽然不少职业院校执行了合作办学项目，但规模质量效益总体欠佳；与世界主要国家都有合作办学项目，但高度集聚在几个主要英语国家；职业院校中来华留学生数量偏少等。熊建辉则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理念，最大的困难在国际化人才缺乏。”

推动标准与国际接轨

说起教育的国际化，就不能不提到宁波。作为教育部首个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改革试验区，宁波有着全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还有浙江省首个中高职贯通的中澳合作TAFE学院，与英国12所联盟高校合作建设的中英时尚设计学院，以及与美国麻省理工物流学院共建的宁波供应链创新学院。宁波在职业教育在“走出去”上也率先取得突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建成国内唯一的“中国职业教育援外培训基地”，在非洲贝宁建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学院；宁波外事学校在罗马尼亚设立分校，首开我国中职教育境外办学先河。

在宁波论坛上，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介绍了宁波通过合作项目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核心是“引进和开发资格框架，与国际水准的课程体系和专业教学标准对接”。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朱鑫杰表示，将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浙江适用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人才培养标准、专业课程、教材体系等优质教育资源，建立与国际行业标准对接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体系，提高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我们要大力加强符合国际通用技术标准、具备世界领先生产水平、达到国际先进管理规范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大力打造国际化师资队伍，引进境外师资，实施职业院校师资海外培训计划。”

关于国际化的顶层设计，熊建辉提出自己的建议：“实施‘留学中国—高职计划’，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同时加大优秀职教学生海外留学选派力度，实现双向留学规模与质量大幅提升。”他还建议实施“鲁班学院”建设计划，推动产教协同“走出去”办学，传播“中国职教故事”和“大国工匠精神”；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专业标准、课程标准、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鼓励职业院校在国际工程教育互认体系（《华盛顿协议》《都柏林协议》《悉尼协议》）框架内，开展国际专业认证，提升中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际化程度，将更多的国际理念、国际元素、国际标准、竞赛规程等引入大赛，推动与国际大赛接轨。（记者 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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