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学生有清醒的头脑，强调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爱国精神”，在参观浙大西迁旧址时，讲解员跟记者团成员们讲述了竺可桢校长在浙大1936年秋新生开学演讲上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由此对学生提出了以上要求。作为大学生，在听到这句话时，也不自觉的思考：“我上大学要干什么？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竺先生的问题也应该是对今天大学生的质问。

1937年，当国内战火弥漫之时，为使学校教学工作继续，保障学生求知之路，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浙大师生带着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从杭州出发，跨过江南六省，共计2600余里，到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在这里坚持办学七年之久，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书写出文军长征的光辉历史，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行走在展馆中，听着讲解员细致的讲述，看着一幅幅生动的图像，当年浙大学子在艰难恶劣的环境中笔耕不辍的场景浮现在记者团成员的眼前。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西南边陲教育继续着，学生们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想，发愤图强。在这里，教育的火炬始终高举，培养出了各行各业众多的杰出建设人士，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浙大任教而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27人，当时在浙大学习或毕业的学生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有24人，其中在浙大物理系学习的李政道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在今天，记者团的成员们追随着前人的脚步来到这里，了解那段历史，甚是触动。“在烽火四起的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历经两年的西迁，到达这里坚持办学，并能够培育出各行业的巨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在物资短缺，安稳不定的环境中，依旧能够潜心学术，这是我们应该传承的风骨”，同行的伙伴在参观旧址后深有感触地说道。在那个年代，浙大师生依旧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直面工作、学习和生活，这种态度值得作为大学生的记者团成员们追慕。

现如今，教育条件优越，但在国内，比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设立以来，获奖的人中有四分之三是1951年前毕业的，在国际上，我国人才水平依旧处于劣势。“钱学森之问”无疑是当头棒喝，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艰难命题。不可否认，在今天的大学中，浮躁、功利之风盛行，虽然学生的学习环境在进步，但学习的态度和精神却是退步的，浙大西迁的历史应该成为标榜，警醒和敦促我们坚持以求是的精神、认真的态度对待学习，做到对自己、对社会负责。

作为历史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鲁迅先生曾说“教育是要立人”。在国外教育中，提出了“公民教育”的目标。历史作为人文学科，更是在学生知识、能力、价值观的培养上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长征的历史、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都是需要孩子们铭记和传承。同时，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方式也不只是局限于课本之上，理论和实践都是智慧之源，“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都是教育中应该坚持之道。

在浙大西迁旧址旁边是湄潭实验小学，在这里碰到一位接孩子的家长，闲聊中了解到学校有时也会组织孩子们去旧址参观，并在教育教学中，以浙大西迁的故事来激励孩子们，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好学精神。所以，不管是大学还是小学，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教育中的严谨、求实、奋进、朴实都是应该坚持和传承的。作为未来的教育者，在培养具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道德、爱国的精神这条“长征”路上，我也在不断前行。（首都师范大学 赵梦珂）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