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起，纪念馆每年的客流量都接近翻番，去年一年83万，今年光7月份就有12万人次参观。”在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内，副馆长刘军告诉记者，这座红色纪念馆源起于一个小小的陈列室，前后历经2次整修，从最初的不足200平米到现如今的3900平方米，在建馆的过程中历经了许多磨难，无论在资金筹措、文物收集还是史料考证上都曾遇到过不小的困难，能走到今天实属不易。

四渡赤水纪念馆中陈列着毛泽东对四渡赤水战役的评价

筹资建馆，博物馆外行“白手起家”

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前身是一个不足200平方米的陈列室，2004年开放展览。开馆一年后，受到了专家和社会民众的好评，县政府便成立了习水县红色旅游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红办”），从其他单位抽调了十余位年轻干部和2位退休的老同志负责建造全新的纪念馆场馆。

“参与建馆的人和搞历史文化的基本不沾边，就这么摸着石头过河，相当于白手起家。”说起建馆时的艰辛，刘军有些感慨，“资金没有着落，文物资料缺失严重，小组成员都是外行。”他们就这样硬着头皮干了起来。

最初，资金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县政府提供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场馆的建设需要，“红办”就需要向上级文物单位和宣传部门申请资金。就是通过这些几十万、上百万一笔的资金积累，“红办”小组慢慢筹到了建设场馆的费用，纪念馆一期建设投入约2500万元，2015年整修时又有约2800万元的资金注入。

由于对纪念馆、博物馆没有任何了解，“红办”小组的成员必须花费很多精力去学习，收集资料、请教专家、外出考察……“那时候是很大的困难。”刘军说道，“不知道陈列大纲怎么写，就一点一点地学。”设计方案评审的时候，所有人坐在一起，一个设计稿要改5到10次才能定方案。从前没有数码相机，老照片不好找，找到以后再去学习电脑处理技术，想办法把照片放大。从对展览什么都不懂到慢慢精通，刘军花了一年的时间。

广征文物，夹墙里挖出“镇馆之宝”

在建馆过程中，文物收集是一项大头，也是一个难点。习水县在上世纪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革命文物征集，当时的绝大部分收获都交给了上级文物保护单位。要建纪念馆，文物工作还得从头做起。

所幸文物收集工作得到县里的大力支持，在2006年时县委政府发文件到各乡镇区征集，当地百姓也十分支持，许多人都无偿捐献出了家中收藏的文物。收集组的成员挨家挨户地上门，走遍了全县的每个乡镇，还数次奔赴外省，收集到了几十件有价值的文物。

在文物收集的过程中，刘馆长为我们讲述了几个有趣的故事。

现在的纪念馆“镇馆之宝”，由毛泽东、张闻天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就是在村民老屋的夹墙中被发现的。这本著作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于1934年出版，是红军长征从瑞金带到贵州习水县，传世不多的一件珍贵文物。红军驻扎习水期间，时任淋滩小学校长的张南薰，积极发动百姓为红军带路、提供物资和住宿，红军便把从苏区带来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赠送给了张南薰。为了躲过国民党的搜查，他将书册藏在老屋书房天楼的书箱中，之后又被其子张开朗转藏到了隆兴镇街上家中的夹墙之内。70年代维修房屋时，被发现并小心保存。2006年县里收集文物时，张南薰孙子张仁海一家便将书捐献了出来。

展馆内还藏有6枚珍贵的红军五星手雷，年近八旬的黄老太便是其中一枚的捐赠者。黄老太在20年前意外发现了这枚手雷，便小心珍藏了起来，2006年县里征集文物时也没舍得交出。到了2012年，黄老太觉得自己年岁已长，无法再长久地保管这枚手雷，便决定将文物捐赠给纪念馆。她从4、5公里外的村子里徒步走到纪念馆，一路上全凭路人的指引，到达后又费了很大的周章才最终把文物交到纪念馆的手中。

四渡赤水纪念馆中陈列的枪支武器

悉心鉴定，为考证史料“死磕到底”

“因为展览陈列一定要非常准确，所以每一件展品我们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确认它的史实信息。”刘军说，“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对老照片的鉴定。”

许多老照片中的革命遗址以及历史人物与后来常见于党史著作中的形象有很大区别，对待这类照片，就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加以确认。

参考旧书籍是一个主要的辨认渠道。从前少有电子报，需要参考的报纸原件往往由图书馆或一些专家学者个人收藏，寻找书籍原件就会花费鉴定小组许多精力。有时，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还需要联系其亲属帮忙辨认。大多数时候，鉴定小组从国家出版的图书、资料中寻找信息，必须是权威的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等相关文献。

“就是把不权威的内容用权威的资料加以佐证，来验证老照片的真实性。”刘军说道。这对鉴定小组的细心、耐心程度以及知识储备都有很高的要求。刘军告诉记者，鉴定小组的5、6名成员花费了整整半年时间才将展览馆内的近400件照片文物和相关文字资料印证完毕。

尽管鉴定小组耗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确认史实，展出中仍难免会出现史实错误的情况，有些时候，前来参观的观众也会帮助指出一些问题。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2016年改造提升后的试运营期间，著名革命家、原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之子何光晔前来参观，当时便指出了一处错误。展览中，杨得志将军的出生年月出了错，1911年被误写为1901年，经由何光晔指点得以改正。据刘军回忆，这几年来，由热心游客帮助纠正的史实错误，在主馆大约有15处。

四渡赤水纪念馆副馆长刘军向记者讲述建馆的艰辛之路

如今，四渡赤水纪念馆每年吸引了无数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土城，在推动土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了支柱性的地位。纪念馆也成为周边乡镇争相学习的对象，不少乡镇模仿土城建立红色教育基地，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今年十月，贵州航运博物馆就要对公众开放了。赤水河黄金湾遗址博物馆也已在筹划建造中，大约在2017年能够开放。”刘军表示，未来土城县会继续将“红色传承”作为重点的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习水县的博物馆“老手”，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上海交通大学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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