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适应科技创新规划新要求(面对面)
——专访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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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科技创新发展的蓝图,确立了“十三五”科技创新的总体目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规划》首次将“科技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顶层规划,从上游的原始创新,到中游的技术创新,再到下游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行了全链条设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高校应该如何适应科技创新规划的新要求?近日,记者专访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
记者:如何理性看待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成绩和不足?
张炜: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大幅提升,科技论文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从投入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较快,从2010年的324.5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613.5亿元,四年翻了近一番,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发达国家。
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长期在5%上下徘徊,这个比例还远低于美国等国家。同时,基础研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均大于0.4%,西班牙、意大利等也在0.2%以上,而我国还不到0.1%。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都是高校研发活动的重点,一些国家将政府对高校投入的60%、高校全部研发经费的2/3均用于基础研究。相较而言,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当前投入的总量和结构仍相对不足。
基础研究大多周期较长,试错性、风险性与不可预测性都比较高,其研究成果常常以论文形式发表,多数难以在短期内见到显著的转化成效。但是,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高技术战略的先导,原始性创新是决定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动力和活力,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因此,高校开展基础研究责无旁贷,“研究型大学要加强学科建设,重点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的方向必须坚持,而考虑到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公益性、先导性特点,加之基础科学知识的非排他性和溢出性,财政经费应成为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的主渠道。
记者: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是高校科技创新的两项重要工作。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张炜: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现在确实存在“垃圾”论文的问题,但如果以此否定科研论文乃至基础研究的作用和意义是欠妥的。高水平论文凝聚着科研人员的心血和付出,是智慧的结晶、学术传播的载体,也是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地区或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好两对关系。一是要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既不能在强调原始创新重要性时,简单粗暴地批评高校教师功利心太强,坐不住冷板凳,也不能在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时,一味批评高校教师脱离实际搞科研,只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二是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既不能认为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是关在书斋和实验室里的“书呆子”,也不能认为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教师“不务正业”或“学术能力不强”,应当真正落实“对从事基础和前沿技术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不同活动的人员建立分类评价制度”。
记者:在“双一流”的创建过程中,“特色”被多次强调,在您看来,高校应如何处理好“特色”与“集成”的关系?
张炜:在科技创新过程中,高校要加强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集成,科学、技术、工程的集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集成,不同学科及不同研究领域的集成,在集成的基础上攻克一批重大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的侧重点和着力点会有所不同,必须准确定位,特色发展,充分发挥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类型人才的作用。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所高校只有在当地成为一流、在业内成为一流,才有可能迈向全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的成就举世瞩目,应认真总结经验,增强自信,正确鉴别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高校应主动适应《规划》的新要求,充分认识所肩负的历史责任,进一步把自身的创新资源和能力与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发挥优势和潜力,办出特色和优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人才资源、科技支撑和优质服务。
《 人民日报 》( 2016年08月25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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