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科技创新发展的蓝图，确立了“十三五”科技创新的总体目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规划》首次将“科技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顶层规划，从上游的原始创新，到中游的技术创新，再到下游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行了全链条设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高校应该如何适应科技创新规划的新要求？近日，记者专访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

　　记者：如何理性看待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成绩和不足？

　　张炜：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大幅提升，科技论文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从投入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较快，从2010年的324.5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613.5亿元，四年翻了近一番，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发达国家。

　　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长期在5%上下徘徊，这个比例还远低于美国等国家。同时，基础研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均大于0.4%，西班牙、意大利等也在0.2%以上，而我国还不到0.1%。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都是高校研发活动的重点，一些国家将政府对高校投入的60%、高校全部研发经费的2/3均用于基础研究。相较而言，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当前投入的总量和结构仍相对不足。

　　基础研究大多周期较长，试错性、风险性与不可预测性都比较高，其研究成果常常以论文形式发表，多数难以在短期内见到显著的转化成效。但是，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高技术战略的先导，原始性创新是决定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动力和活力，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因此，高校开展基础研究责无旁贷，“研究型大学要加强学科建设，重点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的方向必须坚持，而考虑到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公益性、先导性特点，加之基础科学知识的非排他性和溢出性，财政经费应成为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的主渠道。

　　记者：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是高校科技创新的两项重要工作。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张炜：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现在确实存在“垃圾”论文的问题，但如果以此否定科研论文乃至基础研究的作用和意义是欠妥的。高水平论文凝聚着科研人员的心血和付出，是智慧的结晶、学术传播的载体，也是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地区或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好两对关系。一是要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既不能在强调原始创新重要性时，简单粗暴地批评高校教师功利心太强，坐不住冷板凳，也不能在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时，一味批评高校教师脱离实际搞科研，只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二是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既不能认为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是关在书斋和实验室里的“书呆子”，也不能认为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教师“不务正业”或“学术能力不强”，应当真正落实“对从事基础和前沿技术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不同活动的人员建立分类评价制度”。

　　记者：在“双一流”的创建过程中，“特色”被多次强调，在您看来，高校应如何处理好“特色”与“集成”的关系？

　　张炜：在科技创新过程中，高校要加强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集成，科学、技术、工程的集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集成，不同学科及不同研究领域的集成，在集成的基础上攻克一批重大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的侧重点和着力点会有所不同，必须准确定位，特色发展，充分发挥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类型人才的作用。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所高校只有在当地成为一流、在业内成为一流，才有可能迈向全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的成就举世瞩目，应认真总结经验，增强自信，正确鉴别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高校应主动适应《规划》的新要求，充分认识所肩负的历史责任，进一步把自身的创新资源和能力与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发挥优势和潜力，办出特色和优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人才资源、科技支撑和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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