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8月25日电（熊旭 李依环）“双一流”政策已经于2015年正式发布，但是具体实施、评估方案等细则尚未出台。后“985”“211”语境下，高校当前最为关注的即为高校“双一流”建设以及第四轮学科评估动向。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的“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挑战与应对”高端论坛上，多位学者达成共识，“双一流”建设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选择，高校应当多一些理想主义情怀，体现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避免同质化

通过深入阐释国内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满生指出，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培养应该是从教师到学生、从观念到制度、从软件环境到硬件环境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建设。

麦可思研究院副院长周凌波指出，国际范式下的大学人才培养与双一流建设要关注教师科研压力，学科与专业要统筹兼顾。对不同年龄、职称、成就、特长的教师做出合理配置，从学科、专业组织化构建上解决双一流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矛盾。

基于高校对博士生的需求分析数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表示，应当扩大专职科研人员和博士后的队伍，一方面可以解决仅仅将博士生作为科研劳动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多出口，形成博士的人才蓄水池。

改革管理制度 聚焦精神层面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闫凤桥指出，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国家，大学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在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应当避免“跨越式发展，超越必要的历史阶段”等误区。

同济大学高教所讲师张端鸿表示，“双一流”政策应当追求精神层面而不是技术和指标层面的世界级大学，聚焦于推动中国大学融入国际社会，主导全球创新，促进文明对话，增进人类福祉，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这样，“突破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玻璃天花板’就只是时间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彭道林称，一流的师资是所有一流的根本。支撑一流学科、一流的专业与课程以及一流的影响力的只能是一流的师资队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处副研究员郭华侨从四个方面指出，第一，需要政府部门尽快制定、完善、公开“双一流”评价体系与标准；第二，必须厘清拆销学院、废除学科的责任主体是谁？即，划分好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在学科治理的权力边界；第三，裁撤弱势学科必须遵循学科发展规律，需要行政、学术权力协商共治；第四，“双一流”建设要成为一种不断追求培养卓越人才的高贵品质。

东莞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成洪波也指出，大学“双一流”建设重在整合政府、高校与市场多元价值，构建共同话语体系，对大学内部而言，适切性的价值引领与策略设计同样至关重要。

学科评估仅为备选指标 不要泛化其功能

据悉，2016年已经下拨的“双一流”建设经费分配依据主要是第三轮教育部学位中心一级学科评估的结果，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结果的数据采集已经完成，其结果或将成为今后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对于学科评估体系完善及高校相关举措，参与此次论坛的学者也发表了各自观点。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周光礼表示，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是一个带有国家理想意义的方略，学科评估不能承载过多的利益，多了就会异化，偏离它原有的内涵和初衷。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王立生在分享了进行学科实力调研时在各高校的亲身经历后表示，今后哪些学校和学科跻身双一流，评估结果可以参照，但只是备选参考指标之一，不要盲目扩大了学科评估的功能。此外，学科评估结果和未来的双一流建设也不是唯一的、紧密挂钩的关系。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指出，高校学科调整是必要的，但除了关注排名，学校更应该综合考虑学科生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河南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田虎伟具体阐释与ESI相关的问题（ESI，即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译为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当前，ESI同时被列为多项评估的重要指标，田虎伟指出，应当正确认识ESI功能范围，警惕其功能泛化。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黄小平借鉴国外经验丰富，创造性地丰富和延伸了“双一流”建设相关指标。第一，投入指标，即物化投入指标与隐性心理指标的结合；第二，基础指标，即创设“以人为本”的科研生态环境；第三，产量指标，即重视本土特色与国际标准的接轨与融合；第四，成果转化指标，关注成果影响力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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