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江浙各地相继沦陷，国难当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审时度势，率领师生举校西迁。漫漫长路，披星戴月，在敌机的轰鸣嘶吼下，浙大师生途经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历时两年多，共计2600多公里，最终定址遵义和湄潭，并坚持办学七年之久。由于这一路线与红军长征上段路线基本吻合，故被前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赞为“文军长征”。

人们都说，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那文军长征便是为祖国保存火种，事实上，这支队伍并不只是西迁避难，他们更是长征路上的播种机，一路上不断播撒智慧的种子。在暂住泰和期间，这支队伍发挥自己的强项，修堤、垦荒、办校，为当地百姓造福。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一切为了人民，而不是自顾自地堆砌象牙塔。

浙大自求是书院以来，秉持“求是”精神，1936年秋，竺可桢在就任校长后第一批新生入学典礼上，向学子发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在大学进修，并不该渴望成为盖茨或者是奥巴马，然而现实情况恰恰是这样，同学间讨论的不再是探求科学的真谛，而是哪个专业将来赚钱多，这必然偏离了教育的目的，当然也和当今社会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我认为，应该推崇或者说赞赏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他宽宏大量，不失气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为五斗米折腰。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一生去追寻、求索的。

当然这一点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去甚远，他认为，人一定是首先满足生理、安全、情感等基础需求后才有能力追求自我实现。这很符合当代人的心理，但社会现状更是孕育这种心理的温室。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的商业发展、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使得行业和公司能够通过足够的薪水、福利和职业发展空间来吸引顶尖大学精英毕业生。

遥想浙大西迁时，五十余位院士从遵义、湄潭这样的小地方走出来。国难当头，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虽在陋巷，仍然不忘初心。想想不觉自惭形秽，如今各方面条件都优于当时，却鲜有国际上研究领域的翘楚。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人，如今必然不能按照士大夫的标准来培养人，但我们可以因材施教。绝对不能让未来的盖茨和奥巴马迷失在枯燥的实验室中。我们可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不同人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遇，我们可以引导他们，使其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更不是盲目从众。这便是教育的目的，努力帮助、引导学生实现其价值，造福人类。

文军长征，更像是对大学教育的深刻思考，竺可桢先生拼命想守护的，正是这颗含苞待放的花蕾，如今她应该开得更加灿烂，不论是麦穗还是曼陀罗，一样可以开得尽兴。（中国地质大学 师孟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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